本报系列文化报道《走马江浙启示录》一石激起千层浪

　　本报最近陆续刊登的《走马江浙启示录》系列文化报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业内人士希望我们提供更多的 “幕后新闻”和各界更多的带启发性的意见。为满足读者要求，本版现对整合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等问题作更深入的报道 。———编者

　　整合文化资源时不我待

　　本报记者丁冠景广东要建设文化大省，就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改革现行文化体制，合理调整结构，对计划经济时代 遗留下来的弱小、分散的文化资源，通过市场重新优化配置，改变低水平交叉重复、规模过小、服务单一的格局，迅速提升文 化产业层次，使之强大起来。在文化资源整合方面，浙江与江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新鲜思路。

　　优化配置多赢共荣浙江广电集团变省内竞争为联合发展一致对外一些读者看了我们的报道后，对江苏演艺集团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江苏演艺集团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演艺集团，它将省直6个专业演出团体、1所演艺学院、3座演出场馆及演 出经纪、演出器材、舞台设备、音像出版、演艺培训企业各1家囊括其中，实现了艺术生产、科研、教育一条龙。这不是数量 的叠加与扩张，而是素质的提高，是管理体制的改革，运营机制的创新。他们从转变观念入手，冲破阻力，拆掉围墙，把原来 各团小而全的分散资源，按现代企业制度分工细化、专业性强的要求进行了集中整合，成立了舞美、人才交流、企划宣传、后 勤服务、三产管理等中心，为各个演出团体服务，使各演出团体精简了原有的冗员和机构，甩掉评职称、养离退休人员、找医 疗经费、抓三产创收、安置未聘人员等包袱，集中精力从事艺术生产。通过资产、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 合，集团的规模化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了，京剧院的演出可调用昆剧院的名演员，歌舞剧院的乐团可借去为地方戏伴奏……实行 规模化运作后，产业层次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得到提升。改革的大手笔迅速激活南京的演出市场，使集团取得了显著的双效益 ，与前年相比，集团去年演出场次增长65.5%，演出收入增长1倍多，人均收入增长12%。不少读者认为本报系列启示 录很中肯，一针见血。比如，大家思考得较多的一个问题是，省直演出团体与省会城市演出团体都在同一块“地盘”上，如何 避免重复建设导致的资源浪费？大家觉得江浙的经验很有针对性。如杭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小华有一个“错位发展”的“高招 ”：“像越剧这样的‘特色招牌’，我们就跟省里协调沟通，你搞不搞？省里保留，我们就不搞，将市属越剧团推向农村市场 ，逐步转为民营。省里不搞，我就要大搞，把省、市最好的演员全拉过来，当宝贝一样养起来，使之成为本土文化的‘门脸’ 之一。”又如，浙江新华发行集团在成立前后，对全省新华书店系统小型、独立、分散的资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整合，在全省范 围内建立起以信息化、网络化为先导的连锁经营，促进了集团的产业升级和高速发展，年销售额现已高达二三十亿元。再如， 浙江省广电集团总裁马雨农关于整合全省广电资源的思路也非常精彩：“要确立‘大浙江’观念，推进省、市、县三级贯通， 变省内竞争为全省联合发展一致对外———在全省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利益共同体，在单个电视台各自进行频道专业化 的基础上，细分整个省内市场，整合省、市相同类型专业频道，积聚起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内容资源，重点培育几个强 大的有社会影响力和经济竞争力的浙江广电优势品牌，形成全省性的核心节目生产、播出、销售、再生产网络和一体化的运营 体系，实现省、市、县三级多赢共荣，共同做大、做强。”

　　资源整合一举多得我省文化单位大多小规模分散经营亟需重组不少读者在思考之际，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我省的实际情 况。我省的文化单位，在产业组织形态上大多是小规模的分散经营，行业集中度不高，所有单位都在同样的低水平上，按传统 作坊的方式进行运作。例如，广播电视长期以来条块分割、有系无统，省与各市电视台都推行频道专业化，结果只是分区域互 相重复的专业化；演艺团体布局、结构性矛盾突出，据了解，广州地区的国有演出团体，共有3个歌舞团、2个舞蹈团、2个 乐团、4个粤剧团……皆为小而全———编、导、演、音、美、灯、化、服、道……一应俱全，上至行政财务，下到后勤的传 达室，五脏俱全！但名全实不全———行当不全，拔尖者少，人才规模不足，只能靠少许年龄老大不小的“名角”撑着，各自 为政，低层次运作，封闭式发展，效益自然低下。这种文化资源的垄断与浪费并存的现状，根子还是在于体制———省、市、 县三级与行业、部门多头多级纵横交叉管理所造成。很多人认为，广东发展文化产业，应该借鉴江浙人的实践与思路，以市场 为导向进行改革，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分割、上下分割、行政隶属，运用联合、重组、兼并等多种形式，按专业分工和集约经 营要求，提高产业集中度，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而形成规模优势，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增强竞争 实力。省、市各文化主管部门应加强协调沟通，必要时可采取股份制的形式进行实质性的联合，组建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广州 歌舞团团长张润华说，资源整合后一举多得，政府减少了负担，观众可看到更多更好的节目，培育了市场，企业自身也发展得 更好。他提出，歌舞业在广东整个演出行业中市场竞争力最强，歌舞院团能否率先成为文艺单位资源整合的试点？省广电局原 局长阎宪奇在向记者谈到我省组建广电集团的计划时也表示，广电集团应该不仅是一个省级集团，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全省性的 集团。这就是说，它将对全省弱小、分散的广播电视资源进行集中整合。广播电视本身就是网状的，因此点上的改革解决不了 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广电资源规模小、力量弱、布局分散、交叉重复、服务单一、低水平运作等问题，而广电体制的改革 必须遵循广播电视发展的客观规律。

　　打造文化品牌彰显奇功

　　本报记者方正建设文化大省，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突破口。一些读者向记者谈感想时反映，本报提出的应该变资源优 势为品牌优势的观点，可谓一箭中的。

　　“茅盾故乡”名满天下江浙擦亮固有文化品牌的同时不断打造新品牌与广东一样，浙江、江苏也是文化资源大省，历 史遗存、文化景观丰富。江浙两省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十分注重挖掘和利用文化资源，变资源优势为品牌优势：一块“茅 盾故乡”的名人牌，使得桐乡乌镇名满天下，去年吸引了包括APEC会议代表在内的185万名中外游客；苏州充分发挥历 史文化名城的优势，打造“三古一湖”(古城、古镇、古典园林和太湖)的文化品牌，去年接待游客1750万人次，收入超 过170亿元；一个梁祝的传说，就有好几个地区同时相争；一个昆曲，江浙两省都拿它做金字招牌……在挖掘固有资源、擦 亮固有品牌的同时，浙江、江苏也十分注重打造新品牌、确立新优势。浙江一年内举办的大型节庆活动就有200多个，居全 国之最。被很多地方看作“砸钱”的文化艺术节，在江浙却被变成了宝———办出了名气，办出了品牌，办出了效益。举办了 5届的宁波国际服装节，去年那届成交额就达上百亿元。

　　“康梁故居”乏人问津我省不少文化资源没能发挥出应有功能和效应本报这组系列报道，将江浙两省与我省进行了对 比，在读者中引起共鸣。广东省文化主管部门一位研究者认为，我省也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品牌，如广州交响乐团打造的 新年音乐会、友谊剧院的歌舞演出等。但总体而言，品牌的数量太少，涵盖范围太窄，影响力也太小。“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 原因是，一些国有文化单位满足于现状，固步自封；而很多民营文化企业有着很强的投机心理，更乐意在短期内牟取暴利，不 愿意致力于品牌的投资与开发。但是，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市场的成熟，靠短期投资获取暴利的空间与机会都越来越小 ，未来文化市场的竞争必然是品牌与实力的竞争。只有眼光长远、占领品牌制高点的文化企业，才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品牌对一个企业而言，意味着直接的经济效益；对一个城市或地区来说，意味着持久的效益和竞争力。我省在营造 地区整体文化品牌方面却远远做得不够。我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资源，开平碉楼、黄埔军校、中山故里、康梁故居，种 种闪亮的文化资源，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省的文化形象、知名度和竞争力，但在此前或因保护不力，或因宣传不够， 或因开发利用不到位，很多还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和效应，没能真正成为广东文化的品牌。有的地方甚至把宝贵的文物资 源当包袱，为改造老城区而大拆具有特色的老建筑；为建高速路而不惜毁掉文物。这都给我省文化建设带来沉痛的教训。一位 文博专家这样感慨道：“好在建设文化大省目标的及时提出，为全省文化界带来新气象，保护和利用文物、文化资源，创立文 化品牌，迅速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我省在文化品牌的开发力度上仍有很大的欠缺。各类经济贸易类展览节庆层出不穷，甚至 重复设置，而含金量高、运作成熟、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形成广泛知名度的文化节庆活动少之又少。我省文化界专家普遍认为， 从长远来看，片面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文化品牌的建设，无疑是一种短视行为。文化品牌不仅能作用于文化本身，而且能作用 于整个社会，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摒弃重经济轻文化的惯性思维，着力打造文化品牌，不仅对建设文化大省，而且对建设经济 强省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宋城”美景胜于西湖“文化经济”使产业具备闪光灵魂和竞争力读者对《走马江浙启示录》中推介的省委书记张德 江在浙江任职时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十分关注。这一概念是张德江在2001年5月召开的浙江省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来 的，并浓墨重彩地将之写进了省党代会报告中，开全国之先河。这里所指的文化经济，具有双重内涵，既要注重提高经济建设 中的文化含量，丰富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又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增强综合实力和 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文化经济”的提出很有理论分量。在本报开设的《建设文化大省论坛》中，广东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梁桂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江涛，都分别就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更多文化工作 者对本报介绍的浙江发展文化经济的实践感兴趣。他们特地提到杭州宋城。因为，在自古就有“人间天堂”美称并集中了大大 小小200多个旅游景点的杭州，旅游收入最高的不是早已名满天下的西湖、灵隐寺，而是宋城这个人造主题公园。宋城旅游 景区的主体建筑依据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卷建成。它不仅从建筑上再现了宋代都市景象，而且动态地展示宋代文化风情 ，如锻铁、刺绣、织布以及抛绣球、变戏法等古老的生产、生活、娱乐场景。他们更赞赏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的这番话：“ 我们所做的多数旅游休闲及景观房产项目，都是先用经济搭建骨架，再装入文化的血肉。这不仅让本来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有 了施展的空间，其潜力得到空前的释放；也让旅游休闲业及景观房产业这些经济行业有了文化的内涵。从文化角度看，它是大 文化；从经济角度看，它是软经济、文化经济。这样的产业具备了闪光的灵魂，自然有着强大的竞争实力。”对照广东的现状 ，不少读者觉得这组“启示录”相当解渴，认为广东经济的文化含量亟须提升。我省企业数量和产品总量都不少，但总体上讲 ，企业文化氛围不浓，产品文化含量不高。我省有很多类似于宋城的旅游休闲企业，如广州的世界大观、南湖乐园，佛山的南 海影视城等，它们大多规模宏大、实力不俗，但为何没有取得应有的良好效益？究其原因，或许正是它们要么只具有文化之“ 形”而缺少文化之“神”，要么只有静态文化而缺乏动态文化。这自然让它们整体的、长久的竞争力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