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钊贻

　　张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是一套三卷本的鸿篇巨制，内容主要是界定鲁迅学，并深入 整理其发展形成的历史。建立鲁迅学虽是戈宝权在1980年首先提出的，但大家更记得的是彭定安。他在翌年《鲁迅学刊》 代发刊词上大声疾呼，引起很大反响。自此之后，鲁学便成了鲁研界一个热门话题。鲁迅学的建立，是鲁迅研究史上一个

很重 要的转折点、里程碑。它标志着鲁迅研究不再是政治运动的一个从属、组成部分，并确定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要成为一门 客观独立的科学研究学科。《通史》归纳总结了有关鲁迅学的讨论，突出鲁迅学的学理化，突出其研究对象是一种精神文化现 象。对鲁迅研究学理化的讨论中，《通史》强调学术研究的“中立性”，不否认鲁迅本人的“局限性”，等等，明快得令人耳 目一新；其间涉足历史诠释及诠释哲学等问题，深入浅出，提纲挈领，更是本书的精彩部分之一。当然，鲁迅学的建立并不是 要把鲁迅研究变成一种死掉了的、过去了的历史学问，也不是要把它关进象牙塔，关门大吉。因为鲁迅跟其他文化名人或现象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鲁迅具有他们无法比拟的“当代性”，这个不同也是鲁迅学区别于“红学”、“莎学”等显学的地 方。正因如此，从史的角度看，鲁迅学史并不只是众多学术史中的一种，实际上是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不妨换一种说法：鲁迅学史就是以鲁迅为中心的中国现、当代思想史。关于鲁迅研究的历史，虽然在《通史》之前也出版 过一些重要著作，例如袁良骏的《鲁迅研究史》和《当代鲁迅研究史》。但《通史》除了在章节分期上不同外，还有以下几个 特点。首先是以学理为基础。《通史》以“学理精神”贯穿全书始终，力求实事求是总结前人的成果。由于时代的前进和鲁迅 研究的发展，《通史》在史评方面确有超越前人之处，例如对周扬的鲁迅论，在指出他“政客”、“奴隶总管”的种种做法的 同时，并不埋没他作为文学理论家的悟性和深度。对于一些名人名著，以及有过争议的作品，作者都本着“学理精神”，力求 做到只看论著不看人，好就说好，坏就说坏，知难而上，宁当迂夫子，不愿和稀泥，真诚勇气可嘉，令人起敬。也正因为如此 ，《通史》除了是作者追求学理化的实践之外，其出版后的反响，将是鲁迅学学理化程度的体现。《通史》的第二个特点是有 史识。《通史》评说前人，不脱离历史条件，里面闪耀着不少作者深刻独到的见解。例如，如何理解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所 说与鲁迅“心灵相通”这句话，本来是颇令人左右为难的。作者并未对此回避，也没有堕入消极为鲁迅辩护的陷阱，而是反过 来从毛泽东本身出发，通过他过往在党内受过欺压排斥，以及屡次一意孤行，推动不得人心的运动，造成自我孤立等历史，指 出所谓“心灵相通”，实际上是毛泽东感应到鲁迅作品中孤独寂寞的声音，是毛泽东本人孤独寂寞的反映。这个说法是很中肯 、很有见地的，可与蓝棣之对毛泽东鲁迅论切中要害的分析互相辉映。《通史》的第三个特点是史料详实。《通史》大量掌握 第一手材料。作者在80年代便编过五大卷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并为每卷写了详细的概述 ，为本书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通史》的史述部分，除了包括鲁迅研究史上的主要著作外，还包括大量为大多数研究 者长期所忽视的罕见而又有价值的材料。举个有趣的例子。大家都熟悉毛泽东“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三家论”，但 没有人知道谁是邢桐华。而《通史》在深入发掘史料之后，发现这位邢桐华早在1930年便提出了类似“三家论”的讲法， 虽然相对粗陋得很。又如冯雪峰1946年写的《鲁迅回忆录》，一直被人忽略，其中分析鲁迅内心的矛盾，道出了许多以后 迫于环境不能再说的真心话，都是很重要的史料。《通史》在征引方面可能给人有过于冗长的感觉，有些罕见的报章短文，甚 至全文抄录。但对笔者来说，这种做法完整保存了史料，实在不可多得。我相信，考证派、务实派的鲁迅研究者，尤其是有志 于鲁迅学研究的学生、新秀，都会从中得益。《中国鲁迅学通史》张梦阳著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