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言善辩”张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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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夏天，先锋戏剧家张广天的戏剧作品《圣人孔子》在广州火爆演出，本报记者在采访时与他相谈甚欢。如今他的自传性作品《我的无产阶级生活》于4月25日由花城出版社正式推出，记者就此采访他时，发现他依然不改“巧言善辩”的本色，将此次出书称为“一场全新的演出”。

　　不兜售个人苦难史

　　记者(下简称记)：起这样一个书名，表明你的什么观点呢？

　　张广天(下简称张)：为什么叫无产阶级生活？我想，人们过于注重这个词的意识形态含义，却忽略了它经济学本义。中国100年，走完了西方500年要走的路，一家三代，祖宗是资产阶级，儿孙沦为破落门户的，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在最近短短20年间，不知有多少家庭，今日鱼翅山珍，明日清汤挂面！我可以写一本《我的无产阶级生活》，当然也可以写另一本《我的资产阶级生活》。

　　当然，我写《我的无产阶级生活》绝不是所谓“自曝”个人的苦难史，而是想对千千万万处境遭遇和我不相上下的人说：看张广天这个人，他什么都不是，他活得理直气壮，他的路也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小人物来复制。

　　广州戏剧界有能人

　　记：书中讲述了你在广州创作《圣人孔子》的过程，你如何评价广州、上海和北京三地不同的戏剧氛围？

　　张：总的来说，戏剧环境并不好。上海比较跟风，外面说好，它就认为好。上海一位演出公司经理很实在地告诉我，在上海弄一个新戏难，但在外面成功了的戏到上海复制一下问题不大。这说明上海戏剧比较保守。北京向来是老大，资源、人才一大堆，政策也相对宽松，就目前的成绩来说，优越的条件并未充分发挥，主要是民间力量不够。怎么说广州呢？用个书面词汇表达，叫“逡巡”，就是“顾左右而言他”。这种状态很中庸，但在广州做过戏以后，我慢慢懂得了中国人的智慧。广州有能人，知道怎样把事情最后做成。

　　记：你当时在广州遭遇某媒体的“文字围攻”，至今还耿耿于怀吗？

　　张：我并没有耿耿于怀。这不是气量大，而是某报上次对我的人身攻击，教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就是上世纪80年代那套很可怕，看美国的规矩办事，什么事情美国有案可查，就是先进，就是世界顶尖———张广天无门无派，一定可疑。这倒好，我反而要谢谢他们，原来我是首创的。我是对这么一种毫无主见的状态担忧。

　　罗大佑心态不正常

　　记：书中涉及你对罗大佑音乐的不满，观点方面语焉不详。你如何评价他的音乐？

　　张：我只是不喜欢他按日本小调填中国词的作风。他是一个没有多少内容的人，把没有消化透的西方流行音乐理念和人生态度廉价快餐化，和台湾的市民文化一个路子，思想落后，视界狭窄，以为台湾省与世界接轨了，中国其他省份则都是原始社会。很没有见识！他这种心态不正常，许多港台到内地的艺人都有这种做派，比较小气。其实，中国文艺界大有人在，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比台湾省要全面、深刻、细致得多。内地的艺人学西方有时比西方人还西方。比如，摇滚乐，我们学会了，台湾省到现在还不开窍。

　　不愿评价张艺谋

　　张广天与张艺谋合作电影《摇啊摇》的事情，春节前被媒体拿出来翻炒，在《我的无产阶级生活》中，他回忆了张艺谋对他当时作为一个音乐新人的起用。张艺谋当时这么评价张广天：“脑子够用，办事踏实，和人处得来，就行了。”后来《摇啊摇》得了戛纳电影节音乐奖项，张广天也被称为电影音乐家。

　　记者特地问极富批判锋芒的张广天对张艺谋电影作品，特别是对《英雄》的评价。张广天苦笑道：“这个问题最好不要提了。去年年底那场风波已经把我害苦了。你饶过我吧。我已经草木皆兵，闻‘张’鹤唳。”看来，张广天还是叨念张艺谋对他的知遇之恩呀……本报记者庄园摄影/刘来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