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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什么时候提起Beyond，你都会很自然地换一个相对比较尊重、带一些敬意的语气。无论在哪个城市的KTV，他的歌曲都是一群人很快获得认同的方式————你简直可以放心，在真正用耳朵听音乐的人群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可以与你齐声高歌。

　　无论过去多长久的时间，这个名字引起的种种叹息与思考都不会被湮没。

　　是的，Beyond这个名字已经成为香港这个城市的一种标签。或者再说得更准确一点，我们尊敬、认同与铭记的，是有黄家驹的Beyond。

　　音乐：是妥协还是勇气？

　　———摇滚也可以这样唱！

　　说到Beyond的音乐，很难逃开这样一些几乎已经成为定论的描述：从《再见理想》、《永远等待》开始尝试摇滚的几个理想主义青年，在自费出版唱片和小型演出不被重视以后，坚持不懈的同时改变音乐走向，开始唱一些更容易被市场接受的歌曲，配合4张阳光灿烂的笑脸。《大地》、《真的爱你》打出知名度以后，他们歌曲的题材倒是越来越丰富，音乐本身却保持相对的纯朴，试验性的东西一直做得很谨慎。黄家驹最后的作品《乐与怒》又开始多了一些比较激越的编曲方式，开始摆脱比较传统流行的步调，但是一片专业人士的叫好声中，真正流传成为一种现象的，还是延续以往风格的歌曲《海阔天空》。

　　于是，很多人叹息：在极度商业的市场，音乐人不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他们说，音乐人只有用商业化的东西打开市场，才有机会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音乐。

　　每每听到这种评论，反而更加涌起对黄家驹的敬意。

　　你是否相信，一个音乐人可以写着不属于自己理想范围以内、但是内心明白注定会被市场欢迎的歌曲，赢得商业的青睐以及歌迷的用户？反正我不信。我只坚信，在黄家驹的带领下，Beyond抹去了以往作品中青涩以及灰色的一面，用比较流畅的旋律和比较简单的转折，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和共鸣————起码在传唱率上，Beˉyond胜了达明一派不止一筹。这不是妥协，是音乐探索的胜利。

　　每次在KTV重看大汗淋漓的演唱会现场，每次被那些很商业化但就是很打动内心的旋律感动，总是佩服黄家驹的勇气———他找到了一种能够充分抒发激情、引起共鸣的方式，摇滚也可以用这样单纯的音符唱的。

　　社会影响：是争取眼球还是本着良心？

　　———拓展歌曲题材的成就

　　《光辉岁月》、《Amani》、《长城》、《农民》、《大地》……这些歌名在当年起的作用绝对不仅仅是透着新鲜，而是震撼！

　　太多的人习惯了流行曲就是情天恨海，顶多添加一些励志题材，或者空泛的人生道理作味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乐队革命不仅仅带来新鲜的音乐冲击耳朵，更深远的影响，是乐队被默认可以涉及比较少主流歌手踏足的题材。

　　在乐队大潮中，是黄家驹首先对媒体公开说：“这一次不是60年代乐队潮流的复苏，是革命。”在和词人刘卓辉比较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时期，他带领下的Beyond乐队几乎尝试了从政治到种族、从非洲局势到历史遗留问题、从弱势人群到都市顽症……种种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的题材，几乎成了他们的标志，也终于赢得商业与口碑两个层面的成功。

　　多年以后再看这些歌曲，似乎已经可以得出比较清晰的结论：正因为当初销量与排行榜上的成就(与他们音乐的简单架构和亲和性绝对相关，呵呵)，令这些貌似旨在争取眼球的作品走进中文流行曲的世界，从更高的层次拓展了题材，让习惯风花雪月与形势大好的中文流行曲开始面对流血流泪的真实世界，开始从流行歌曲这个渠道，接触不够浪漫但不能忽视的真实世界。

　　更有价值的是，Beyond虽然让我们睁开眼睛看清残酷的世界，但是他们绝对不用阴郁的姿态赢得浅薄的喝彩，也不是简单地煽起我们内心的恐惧或者愤怒。以充满激情的歌声为传播介质，Beyond努力让一切创痕在阳光下被正视。这种冷静、客观但又充满希望的态度，真正值得激赏与景仰。

　　态度：是原创还是销量？

　　———呼吁正视泡沫创作的现状

　　相信很多人喜欢黄家驹，或者说喜欢有黄家驹在的Beyond，是因为他会写非常好听非常容易学会的歌，还能同词人通力合作让歌曲拥有一个非常棒的内涵，同时，他的声音能把这样一首歌曲唱出分寸正合适的激情，不流于简单的煽情，也不枯燥。

　　但是痛失一个精彩的歌声、一个敢大声疾呼的声音之后，香港流行乐坛感到的不仅仅是惋惜，接踵而来的，是深层的反思。因为黄家驹更有建设性的真正成就，是用自己坚持不懈的行动，以及一些本着良心的言论，让沉迷于商业成功则人们开始有机会思考繁华景象的背面———香港流行音乐节一度沦落到依靠挑选外文歌曲甚至台湾中文歌曲填词生存。如果整个工业的基础建设在这样一个冰山上，拿什么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公众的耳朵来说，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对于唱歌的人们以及为流行音乐工业服务的人们来说，重要的是高速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销量，还是原创力量？

　　因为一个极其偶然的意外，他的猝然离去，让更多的失声痛哭的人在震撼中，开始面对他提出的问题，大家都开始认真面对需要改变的现状，同时开始大张旗鼓地认知振作原创力的必要性了。从此，我们发现有了力推原创音乐的电台节目，开始有机会注意到一些作曲人比如周启生、雷颂德、C.

　　　Y. Kong、陈辉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香港来说，黄家驹的遗爱不仅仅是一些好听的歌，更是一种思路。黄家驹和Beyond的成就不仅仅是一堆销量数字，以及惊人的K场长青点唱率，更是一种从音乐根源引发德，关于创作与表达的态度。

　　所以，不管是不是喜欢黄家驹以及他的歌曲，提及这个名字，总会引发一声浩叹：世间已无黄家驹。　特约娱乐评论亦靓

　　Beyond：光辉在远方！

　　有胆连续在红馆开5场演唱会，这应该是青年们的张狂之事。所以说，20年后重新站到一起的Beyond依然是新青年。

　　彼时与此时

　　在中国年轻人1993年的记忆里，家驹的意外离去比百强的自毁要更让人疼得多。但是艺术对意外是忽略不计的。从各方面看，家驹之逝是Beyond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Beˉyond是香港乐队中最流行最积极也最朴素的一支，他们甚至还唱过一首名叫《农民》的歌。他们是平民化的，他们做到了品遍人间百味后，再去温暖每一颗疼痛破碎的心，可以说，他们的倾诉代表了大众的呼声。他们的歌词朴实至真，旋律明朗，不铺设多余的艺术障碍，让大多数青年人倍感暖心，这种亲切就像来自他们的同学和兄长。在此之后的Beyond自觉地调整了姿态，成为了一群更关注艺术表达的摇滚青年，当然，他们的亲和力也就打了折扣。但更重要的一点是，9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青年已对摇滚乐逐渐失去了兴趣。于是他们也就有了随心所欲的理由，90年代末的Beyond更应该说是一支偏向实验色彩的硬摇滚乐队，此时的他们和刚出道时已面目全非了。

　　但是能否说他们已背离了Beyond的初衷和精神呢？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觉，Beyond的确起了个好名字。“在远方！”Beyond的精神不该只飘荡在某一个时代，他应一直翱翔于每一片海阔天空。

　　从目前的行情看，Beyond可以称作是香港版的“滚石”，可在香港做乐队做20年要比在国外做乐队做40年难得多。Beyond已经成为了回放20年来香港独立乐队向流行乐坛冲刺史的一面镜子：达明一派、太极、软硬天师、浮世绘、蓝战士、新青年、民艺复兴、Juno、小红车、Anodiaz、Huh？！、Black＆Blue、Virus、The Black Box、Swing、LMF……他们是香港流行乐发展两个时代来的一层黄金，时至今日，香港乐队在当代的神话早已破灭，他们的风光也似乎被时代趣味悄悄地覆没，然而当个体的力量越来越虚弱时，每个人却反而更迷信个人的权威与潜力。黄耀明、刘以达、林海峰、吴国敬、卢巧音，黄贯中，这些从乐队大潮中分崩离析出来的火星早已开始了他们的自转之旅，并成为了造星工程中最激动人心也最富乐趣的一轮轮实验。当他们以更新鲜饱满的热卡为单调的香港快食乐坛加餐时，他们其实也是在缓慢而实在的调整着香港流行文化的结构。

　　个体与群体

　　Beyond的重新起立不光是他们一支乐队的检阅，而更是香港乐队能否再次开疆辟土前一次意义重大的检测。Beyond会否继往开来地唱到50岁，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迷。然而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确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每年都有一支乐队的歌入选(1988年的第一名就是Beyond的《大地》)，甚至还设有最佳乐队金银铜奖。那时候的Beyond要比现在的Beyond出名得多，就像他们唱的一首歌《不可一世》一样。

　　下一个在哪里？

　　在我保存的资料里，有一份节目单，它是2000年8月开平第一届劲爆乐队大赛的报名表。有两支乐队选了Beyond的歌，一支是TNT唱的《谁伴我闯荡》，另一支是平均年龄为16岁的Anneal，他们唱的是《我是愤怒》。不知道这两支乐队是否还健在，但是会继续有下一支乐队唱着Beyond的歌，这就是Beyond在中国青年心中的位置————代表着成长岁月里不可缺少的一段理想，但终有说再见的时刻。这份理想只能移交给下一个师弟。但重要的是，Beyond的歌并不仅仅是用来哼唱，他们对一代代青年还有励志的效益。我翻了一下字典，Anneal的意思是锻炼意志。其实在大学的文艺活动室里，在卡拉歌房里，在夜总会歌舞厅里，Beyond所象征的理想就是这么轮替使用的。也许同Anneal一样，Beyond成员刚接触音乐时也是16岁，当然，已过36岁的Beyond再也不用愤怒了，但是音乐会继续伴着他们闯荡。就算20年只是一个仪式，之后他们再次分开，“在远方”的精神将一直吹动。

　　而下一个Beyond，你在哪里呢？

　　可以想象，重新站在红馆的Beyond唱80年代的歌可能会多过90年代，但人们是不会在意或深究的，他们当然不是在为那段逝去的灿烂日子而黯然感伤，在香港经济急需复苏、疾病急需消灭、士气急需振作、人心急需再次凝聚的特殊一刻，当三个人或四个人的Beyond再唱《真的爱你》和《温暖的家乡》时，那将是另一种宏观。

　　我想，Beyond的真正意思应该是将人生的光辉岁月拉至最长，唱至最亮。天堂里的家驹，你应该也同意这一观点吧？　特约娱乐评论邱大立

　　后Beyond时代：等待超越

　　家驹之后，很多Beyond的歌迷都不买三子时代的账，对于他们各自的作品，更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但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其实家驹的死，对于Beyond乃至香港乐坛而言，面对这一重大的损失，遗憾和悲痛一定是有的，但是三子将悲痛化为音乐和力量，这种向上的态度却为香港乐坛打了一剂强心针，也决定了Beyond日后健康发展的方向。

　　三人行

　　六年时间，三人的Beyond共推出过九张大碟，仔细分析这九张唱片，似乎是一个一步一步走出家驹影子的过程，《二楼后座》愤怒激烈，延续了家驹时代的曲风，可惜在节奏感和旋律性尚不及家驹时期平衡得到位。

　　从《Sound》开始刻意注重三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特色，开始强调专辑的音乐理念，是一个不小的转折点。而Beyond三人组与家驹时代的区别开始明晰，则是从《请将手放开》之后，家驹时代摇滚的特色渐渐开始淡化，新的曲风如同新鲜的血液一般注入Beyond的音乐，电子风格的日趋强烈，给他们的作品蒙上浓重的实验色彩，他们渐渐优秀，也就渐渐走出主流的视野。

　　在Beyond成军十五周年之际推出的《不见不散》可以算作三子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尽管这张融合soul、gothic、trip—hop乃至印度音乐等多种风格的专辑整体上看起来有些怪异，甚至有些矛盾和温吞。但是却能代表Beyond当时的创作状态及大环境的背景，迷惘、矛盾、力图创新。无论怎样，在当时的香港乐坛，Beyond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因Beyond解散而话题多于音乐《Goodtime》其实也是两张不错的作品，笔者认为在音乐性上，三人时代较之四人时代是有突破的，这突破足以让他们仍然屹立于香港乐坛的前沿。

　　在家驹时代，Beyond的灵魂人物只有家驹一人，但是在三人时代，每个人却都是至关重要的。或许也正是这一点，成为Beyond后来宣布解散的重要原因。

　　后Beyond时代

　　各自发展之后，三子中成绩最突出者就是阿Paul黄贯中。他第一张同名大碟就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再经过几张大碟的积累，便成为香港乐坛峰顶浪尖的人物。

　　出第一张专辑时，阿Paul已经有了自己的乐队，乐队名字叫做“汗”。虽然恭硕良、Jimmy、Dino都是技术很好并且很有想法的人，但是阿Paul仍然是该乐队的灵魂人物，乐队实际上像一个黄贯中的附属品，与Beyond三人时期大不相同。此时黄贯中的音乐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张亚东、funky木吉等音乐人的介入更加有效的推进了这种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单飞之后，黄贯中歌词的水平提高很明显，近期的一些歌词如《人间蒸发》《play it loud》堪称佳作。

　　而至于家强和世荣，各自的表现则不及阿Paul凌厉，长期从事幕后工作的家强第一张以个人形态推出的大碟，是最接近Beyond早期的精神状态语音乐风格的唱片，在新曲风影子背后，可以听到一丝怀旧的情怀。只推出一张细碟的世荣首度展示自己的创作，也有很重的Beyond痕迹，在旋律上比较市场化，虽然结合了电子与摇滚的曲风，但是整体上仍然以好学易唱为主。虽然专辑都是由他一个人制作，但整体上却给人力不从心之感。

　　当初的分离，或许是因为各自的理念不同，三个人的乐队难以平衡。但是如今看来，三个人组合的时期对于三人而言，确实也不失为一个黄金年代。三个人重组之后或许可以互相弥补成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此时的重组，比家驹去世时的重新出发更加令人期待，因为这一次，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一次Beyond(超越)。　　　特约娱乐评论耶不酥

　　-本报专访

　　纪念还是重生？去现场看吧

　　———Beyond合作者、香港词作人刘卓辉谈Beyond

　　十多年前，读书时买来Beyond乐队的磁带，渐渐熟悉了刘卓辉这个与Beyond相伴随的名字，《你知道我的迷惘》、《大地》、《长城》、《农民》、《漆黑的空间》、《和自己的心比赛》、《太空》……这些歌词中有恢宏大气，有细腻委婉，有深邃神秘，也有万丈豪情。伴随着Beyond的音乐，每每让我们听来荡气回肠。刘卓辉，是与Beyond并肩一路走来的，同是“有话要说”的年轻人。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之于Beyond，Beyond之于香港，都是已经发生的、更是未来的传奇……

　　南方都市报：当初是怎么跟Beyond乐队结识的？

　　刘卓辉：我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做音乐杂志，1983年看了一个乐队比赛，这个比赛的冠军就是Beˉyond。因为做杂志的关系，约了他们的访问，大家就认识了。

　　南方都市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Beyond乐队合作，给他们写歌词的？

　　刘卓辉：是从1987、88年，他们的第二张大碟《现代舞台》那张专辑开始的，我给他们写了歌曲《现代舞台》。之后总共跟乐队合作写过15首左右的歌吧。他们是1986年开始出唱片的，前一两张我没有参与写。内地听众看到我为他们写不少的国语歌词，其实是1988年他们凭《大地》红了之后，他们把前两年的作品开始录制国语版本之后的事。后期，黄家驹去世后，乐队其他三位成员单独发展，我也跟他们有合作。　

　　南方都市报：在开始越来越多的合作之后，你没有成为Beyond乐队其中一员的感觉？

　　刘卓辉：这倒从来没有过。他们乐队所出的广东话专辑我一般只写一首歌曲，他们自己可以写。因为在歌曲改成国语版的时候常会找我写歌词，所以内地听众感觉我写得很多，其实不是。在香港，跟为达明一派写歌的陈少琪、给Raidas写歌的林夕相比，我为Beyond写得还不算多，主要是他们自己会写。

　　南方都市报：你与黄贯中词曲的合作较多，有什么样的感受？

　　刘卓辉：与他合作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特别自由，我自由地写我想写的东西，互相接受对方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如果针对一个主流歌手，可能他就不会接受，我要是给这样的歌手写歌当然也更不自我。

　　南方都市报：在你眼中，Beyond的发展阶段怎么划分？

　　刘卓辉：我觉得第一阶段是他们从最初的地下乐队到1988年走红之前，这阶段他们出了一张EP和一张大碟；第二阶段是1988年他们凭《大地》走红至92年去日本发展之前，这是他们音乐上鼎盛的时期；在日本的发展时期是他们的第三个阶段，这段时期，乐队考虑到那边的市场因素，音乐美化了一点，尤其是编曲上变得华丽，比如跟日本人合作后乐队加进了键盘，跟当初的4人乐队感觉不一样了，也可以说丰富了一些；第四个阶段是黄家驹去世，乐队从日本回到香港以后。

　　南方都市报：许多人后来总结说，Beyond乐队在失去黄家驹后应该尽快补上一位主唱歌手，维持住4人结构，可以不至于导致后期的离散局面。刘卓辉：能补上当然可以考虑了，但是，哪里有第二个黄家驹呢？

　　南方都市报：三缺一状态的Beyond给人们的感觉还是无尽的遗憾，黄家驹作为主唱在香港人的心目中的地位确也难以替代。

　　刘卓辉：黄家驹的歌有很强的流行成分，他的歌商业味浓。没有了他的Beyond，流行的歌曲少了，但从音乐上看，剩下的三个人做的音乐是以“乐队声音”为主，以西方的乐队标准来说，他们更像一个“有自己音色的”乐队。其实大部分华人听音乐是“听歌”嘛，他们认为好的歌曲是可以拿到卡拉OK里去唱的，从这角度来看，Beyond后来的音乐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觉得，在弹丸之地的香港，你写给Beyond的歌曲却展示出了一种博大的东西，显得尤其难得。

　　刘卓辉：可能我个人生活经历有关系吧。我生活中常到内地，接触大陆人比一般香港年轻人多，我也比较关心大陆。这些我都会写进我的歌里去。我是以年轻人的、摇滚的角度和情绪去写，而不是像《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心》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爱国意识而已。

　　南方都市报：Beyond的辉煌阶段跟当时香港的社会状况应该不无关系。

　　刘卓辉：当然。1988年到1992年，香港跟内地联系紧密，很多人在思考自己的生活、香港的未来……这跟乐队表达的一些孤独、迷惘、愤怒、憧憬等情绪是吻合的。其实在音乐上多年来香港是以情情爱爱为主流的，我的词能与Beyond结合也是缘分，要是给一个主流歌手，他可能不会要；他去唱的话，也能也不会红。

　　南方都市报：既然是“时势造英雄”，那么你是否觉得香港将来很难再出现Beyond这样的乐队？

　　刘卓辉：那可说不定，什么时候出现就出现了！我们刚接触的时候，大家都是“愤怒的年轻人”嘛，心里都有话要说。这种感觉很重要，做乐队，不应只是玩乐器。他们心里有话，这也是他们区别于其它乐队的地方。比如一个独唱歌手，他的专辑里有10首歌，但可能唱的是10个态度，因为他只是演唱者，演绎者；Beyond乐队的立场却是一贯的。

　　南方都市报：现在回过头来看，合作上有没有遗憾？

　　刘卓辉：遗憾就是替他们写得不够多！但是我庆幸能为他们写东西。

　　南方都市报：这次Beyond乐队举办纪念二十周年演唱会，你觉得人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去看呢？这是纪念？还是预示着重生？

　　刘卓辉：他们其实从未承认乐队解散，寻找个人空间单独发展后再聚在一起演出可能更好玩。对于我，没有太大的感触。应该注意来听演唱会的是什么人，30、40岁的？那说明还是一些老听众，这是一场纪念；如果很多20岁左右的年轻人，那证明他们(乐队)是有活力的！

　　南方都市报：你会去看这次演唱会的吧？

　　刘卓辉：一定会去的。　　　

　　本报记者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