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卖艺黄家传奇生涯 曾经历异国初恋
人物档案
黄宗江1921年生于北京。著名剧作家、表演艺术家。
1947年创作四幕话剧《大团圆》，由上海清华影片公司改编摄制成影片。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任专业创作员。1952年入总政文工团。1955年调总政文化部创作室。1958年起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1964年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赴越南南方前线，1966年回国。
出版了散文集《卖艺黄家》、《花神与剧人》、《你，可爱的艺术》、《小题小作》、《读人笔记》等；电影剧作选《单枪并马集》、戏剧剧作选《舞台集》及翻译改编选《嫁接集》等。男儿当如是
我只好找曹禺和张骏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说我要去当水手。曹禺签好名之后，说：“宗江，好，男儿当如是！”
在燕京大学只上到三年级，我办了休学手续去上海。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才生何苦要去当戏子？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是在美国人的保护下念书，我却不好好念，纠缠于儿女私情，所以我觉得自卑了，一时冲动之下就不顾一切地离开了。
在上海当了两年话剧演员之后，1943年1月我又和黄裳一起去了重庆。因为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之后，戏剧界同志有的离开了上海，有的隐蔽起来，有的转移到根据地。
重庆那时候吸纳了很多从上海过去的艺术家，开始好戏不断，这些都很吸引我。
更直接的一条原因是，我不愿意演《秋海棠》。有一天，柯灵请大家吃饭。吃完之后，一个叫马徐维邦的人邀请我一起去喝咖啡，他说他正在筹划一部影片《秋海棠》，想请我去演。还许诺给我很丰厚的报酬，比剧团的薪水要高出六倍。
但是，我考虑到石挥主演的同名舞台剧正红遍上海，而且当时的电影公司是由日本人来操纵，我为了保持清白就拒绝了，又想，还不如一走了之呢。
在重庆当了快两年的演员之后，我又失恋了，所以又想走了———我常常用出走来解决苦恼。那个时候，所谓“国破山河在”，可是我还儿女情长。我心里很自责，觉得这是不对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好朋友冯亦代家遇到了几个交通大学的学生，听他们谈起他们一百多号同学，都报名参加“中国赴美参战海军”，先去美国受训两年，然后参加对日本的反攻。又去美国！又参加战斗！又当海军！这个大大地吸引了我，我就悄悄地去报了名，准备走的时候再让大家大吃一惊。
不过，报名需要两个担保人，我只好找曹禺和张骏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说我要去当水手。曹禺签好名之后，说：“宗江，好，男儿当如是！”张骏祥说：“精神可嘉，不过换了我宁可当飞行员，天空任飞翔！”
异国之恋
她约我到酒吧，告诉我说那个不理她了的男朋友又回过味来了，又理她了。既然这样，我们就握手分别了。
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在美国迈阿密的一个海军训练中心受训，除了航海、枪炮一些基本课程之外，还有一项“基本英语”，我原来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本来不需要这种基本教育，但还是留在了高级班里跟大家一起厮混，这样我就认识了另一班的一个女老师温妮。
我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原来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朋友，他从战场回来之后得了一种忧郁症，不理人了。所以我就理她，她就理我了。
我们在迈阿密训练结束，准备根据当时的“租借法案”接受美国赠送的对付日本侵略军的八艘军舰。我们这些水兵因为上级贪污我们的旅费，早就很有怨气。想到大家登了舰就会分散，所以商议以绝食来拒绝参加接舰仪式。
半夜的时候，我们一些代表去找值班军官，由我来发言，还递交了一份集体签名上书，我捧了一盒印有“China（中国）”标志的臂章，说：“让中国军人佩戴英文臂章是一种污辱，我们要把它退交。”
我当时心里想，这可称得上是叛乱大事，但还不至于在美国枪毙。我就托人带了一封短信给温妮，如果出事请她帮我联系重庆的朋友来救我。不过还好，我们这些带头的人最后只是受到了一顿训斥。温妮有一次对我说：“我觉得你就是共产党。”那时候我认真地说：“我不配。”
后来，我感到她对我有些冷淡了，当然肯定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她约我到酒吧，告诉我说那个不理她了的男朋友又回过味来了，又理她了。既然这样，我们就握手分别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和美国之间有交战也有交流，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我都去了，改革开放后，我又应邀到美国教学。抗美亲美我都在第一线，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吧，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20多岁的温妮。不过她现在也和我一样，差不多八十多岁了吧。
“30年代反动文人”
我把剧本寄回北京，希望它能够赶快被投入排练，在我从越南回来的那一天，能够看到这个剧本的演出……
我可以说是“文革”中最早一批受批斗的。因为我从1958年开始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所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当然首先就落实到了我们头上，我摊上了个“美帝文化特务”的称号。
1964年的时候，上级来命令要求八一电影制片厂派一个摄影组去越南，反映越南南方军民抗击美军的业绩，厂里让我跟着队伍一起去。
我们在越南生活了1年半，生活条件的确很艰苦，我和好几位同志都得了疟疾，更奇特的是，有一条特种蚂蟥在我鼻腔里面生活了好几个月，后来因为鼻子出血才被发现。
1966年春季回国的时候我瘦成了一把骨头，到夏天才把疟疾根治了，从医院出来。
在越南的时候，我是一边打摆子一边写完《南方啊南方》这个话剧剧本的，自以为立下了战功。我把剧本寄回北京，希望它能够赶快被投入排练，在我从越南回来的那一天，能够看到这个剧本的演出———我以为迎接我的将是领导的表彰和同行们的称赞。
事实上等待我的是：这部剧本被打成了反面教材，仅供内部批判，不得外传。慢慢地我也被戴上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人性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帝文化特务、漏网右派分子、30年代反动文人……“30年代反动文人”这顶帽子我实在是受之有愧，申辩说自己当年顶多是个反动小孩，当然这种申诉不会被采纳。
虽然我创作的其他作品比如《农奴》得过奖，但我还是觉得《南方啊南方》才是我的代表作，因为它里面反映出来的生活态度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我在掌握了很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之后，生着很重的病的时候突然灵感爆发写出来的，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
1969年的春天
据说这种材料假如交上去，连交的人也要一起倒霉，就会背上“扩散”的罪名。
1969年的春天，我从我们厂的“牛棚”被提到了专门设有牛栏的黑楼。有一天提审的时候，首席审讯官是一个工人和一个大学生，据说是南开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他们说我借给南开的一个老师、也是我老婆的表妹一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大家都知道，里面有蓝苹（江青）当年的剧照。
他们说现在表妹已经被揪出来了，要我坦白交代我对她说了江青“首长”哪四个字的坏话。我想不起来，就问：“是不是惟我独尊？”不是！又问是不是“得天独厚？”“飞扬跋扈？”
“君临天下？”通通不是。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后怕，本来就已经“罪该万死”了，这不罪上加罪了吗？”文革”结束后，我的表妹才告诉我，我说的是“夫人厉害”四个字。
亏得那两个革命代表人还忠厚，也不再深究，就勒令我老实写出交代。我一下子来了交代的劲头，熬夜写“认罪书”，开头自然是要引用最高指示……
首先我交代了我和老婆恶毒攻击江青的罪行，总共22条。除了这些，我还把我们恶毒攻击康生和陈伯达的话都交代出来了。又顺带交代出我们还热烈称赞过当时街上大字报上揭发出来的陈毅言论。但是我的专案组说一定还有攻击周总理的，我说就是没有，他说就得有。我只好又写说我们自命拥护周总理，其实是站在我们的反动立场上……
有同志说，我的这份坦白书如果送到上头，我肯定和张志新一样，就算是不被割喉，也一定会被枪毙。我的顶头上司怎么会这么“宽容”呢？据说这种材料假如交上去，连交的人也要一起倒霉，就会背上“扩散”的罪名。
现在我回想，我怎么活下来了？说不清楚该感谢谁，但首先还是得感谢粉碎了“四人帮”。不过我虽然坦白得很彻底，说了些真话，但哪能和张志新比，她是“文革”期间最最最真的共产党员，我只是问心无愧而已。
我今年整83岁，虚岁84，农历十月初四刚过完生日，这一天也是我老伴三周年的祭日。有一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小鬼来缠。”或者说“自己去！”我绝对不会这样主动。如果有小鬼来缠———我向一个朋友学习，他一向喜欢“作秀”，爱说八国语言———如果来的是中国小鬼，我就说：不！不！不！
如果来的是英国小鬼，我就说：No！No！No！如果来的是法国小鬼，我就说：Non！ Non！Non！俄罗斯的，我就说：Hem！Hem！Hem……我不去，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我还有情未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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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的初恋
“戏演过之后，好几个黄昏我徘徊在礼堂旁，白杨树下。是什么使得我这样惆怅呢？白杨，台上消失的灯彩，那名家的演技。为什么我总不能忘怀台上的光？我喜欢这些光影正巧投在舞台上，抱定了要做剧人，那时候搞戏的人叫剧人。于是，写了这样一篇短文，我的这个‘初恋’就是我对戏剧、对舞台的初恋。”
这是黄宗江1944年写的一篇名为《我的初恋》的散文。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真的走上戏剧舞台之后，竟然神魂颠倒地爱上了《雷雨》中演四凤的女同学，这一场初恋毫无结果，不久他竟然为了另一场无望的恋情服药自尽，幸被救起……少年时代的黄宗江，是一场多情又纯情的风花雪月，是一部在中国上演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他说，他不仅爱戏剧，还爱南开、爱女主角，他的三层初恋都发生在他的南开岁月中。
结束语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替你可惜。”初秋时分采访何兆武先生，他对我说。我惊讶得笑出来：“可是为什么？几乎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咒骂它。”何先生说人的一生中应该拥有不同的体验。我看着这位低调而深邃的哲学家，心里赞美，嘴里还在狡辩：“一个从事精神研究的人当然最好有丰富的经历，但从生活层面来说，普通个体追求的还是幸福吧？”何先生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
“其实我害怕经历那个年代，”我说，“我很难保证自己能在运动中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辈子都要活在自责的痛苦中。”先生说：“不一定，现在有多少人在忏悔呢？”
如今初冬，个人史之“文化老人”系列要告一段落了。从8月4日《丁聪：小丁不谙世事》至今，我们拜访了十几位文化界的老人，在寻访这些文化老人的时候，我一直困惑：为什么这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集体地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被带入群体的个人总是受无意识人格的支配”———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释，而我想起汤一介先生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如果要谈人生经验的话，我想对后辈说，自由的思想最重要。”尽管“文化老人”系列结束了，但它的结束只是为了迎接后面更为精彩的个人史。
口述：黄宗江（著名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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