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十面埋伏》时代的张艺谋，俨然是中国电影的“救世主”：票房高涨、评论如潮，当资历和名望给张艺谋带来“占据重要资源”并“获取媒体关注”的回报，张艺谋作品便理直气壮地成了“文化盛宴”。虽然中国式炒作加电影的形式主义底蕴不足，几乎将两部万众瞩目的“武侠巨作”变作人人喊打的“春节晚会”，但张艺谋及其支持者仍可凭拉动消费的“客观功绩”嚣张跋扈狂妄自大--毫不理会这一“收视率”的“阶段性胜利”进一步摧毁了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期待！在片商捞钱、媒体大赚的“正效应”背后，岌岌可危的中
国电影已经失去了更多的支持者--因此“张艺谋商业片”必将背负破坏电影生态环境的历史罪错。
有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和硬件条件，被誉为“大师”和“国际重量级导演”的张艺谋却未能交出让观众满意的答卷，可见“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的老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1988年的《代号“美洲豹”》是张艺谋以惊世之作《红高粱》(1987)名声鹊起后首次尝试商业题材，张艺谋不为盛名所累，导演手法洒脱轻松，表现值回票价。当时多数第五代导演专拍艺术闷片，而张艺谋导演《代号“美洲豹”》动作戏时举重若轻娴熟流畅的技巧，充分证明他是第五代导演中最具商业潜质的--在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时代，《红高粱》票价居然炒到5-10元，中国电影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如此成功的炒作案例--此后的事实也表明，张艺谋确实是第五代导演中最会赚钱的一位。
其实，《代号“美洲豹”》中紧张升级引人入胜的动作场面都可以理解为《红高粱》中经典压力场景的另类再现。一些港台电影人甚至在“我爷爷”大闹肉铺一节的场面调度中领悟到武侠片的精义。
那么，电影《红高粱》还具备哪些“商业元素”呢？该片是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殊荣以及“脱戏”的传言已经相当引人关注，在猎奇心理支配下，观众自然热情高涨趋之若鹜。抛去外部因素，影片本身的素质绝对过硬。
电影《红高粱》根据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改编，原作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被读者推选为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这部文学作品不仅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其美学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莫言小说深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影响，意识流结构中时空交织、人生沉浮，但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作者并未放弃对民族精神的检视，意象奇诡瑰丽充满诗意的描述既是作者独特的情感体验，又在读者心上铭刻了被历史埋没被今人遗忘的传奇故土、英雄故人。莫言的笔法恣意放纵，文字极有征服力，因此，说《红高粱》是上个世纪国内最具“电影感”的文学作品毫不为过！
所谓“电影感”，一方面指故事结构中意识流式的“自由剪辑”，一方面指作者描写事物时应用的视觉化的文字。当年张艺谋要在别人帮助下才能读懂小说，肯定是因为小说作者违背常规的“剪辑方法”造成了他的阅读障碍。但显而易见的是，原著中视觉化、情绪化的文字给张艺谋带来了深刻印象：电影《红高粱》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在影片的视觉风格上，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影坛，也给导演张艺谋留下至今难舍的情结。
中篇小说《红高粱》随后衍生出大部头的《红高粱家族》，在作者的深入解剖之下，“我爷爷”、“我奶奶”人性中的丰富一面得到展现。然而，人物形象的真实和立体往往以“唯美”的流失为代价，读者终于了解到“我奶奶”喜欢乱搞乃至“我爷爷”完全没有革命者的崇高精神未必会感到愉快。电影《红高粱》则胜在纯美，礼赞了敢爱敢恨、激情燃烧的生命。
《红高粱》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少女被迫嫁给麻风病人，接亲途中，新娘被生性彪悍的轿夫吸引。半路突生事端，土匪前来劫财劫色，与新娘眉来眼去的轿夫挺身而出，众人合力打死土匪。在高粱地里野合之后，少女和轿夫就成了“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携手对抗封建礼法，和乡亲们一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
影片的艺术贡献非常突出，富于视觉冲击力的画面造型强劲迸发出第五代导演厚积薄发的雄心壮志，美术、音乐，无处不有情恋故土惊世骇俗的第五代精神，如果要在中国第五代导演作品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电影，《红高粱》无疑是不二之选。
“颠轿”、“野合”当年都为评论者津津乐道，今天看来，两个段落的摄影手法以及场面调度仍然无人能及。
新娘轿中偷窥半裸猛男的场面，主客观镜头交替运用毫无错乱，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掌镜作品：《一个和八个》(1984)、《黄土地》(1984)、《大阅兵》(1986)]交待画面时一派大家气度。在这一高潮段落中，演员在镜头内的表演、摄影师变换的视角以及剪辑节奏与不断起伏的背景音乐配合得当浑然一体，多个艺术层面的变化在导演控制下有机联系一气呵成，整个段落绝对有资格做电影学院教学宝典。
“野合”一节，渐起的风势以及青年男女在高粱地里的快速追逐宣告这是一个酝酿高潮的段落。当“我爷爷”在躺成“大”字的“我奶奶”跟前跪下，自由狂舞的高粱恍若神来之笔！在这生命与自然的伟大象征面前，肉体的裸露与色情的交代反倒显得极其“渺小”了……假若张艺谋颇合时宜地选择让巩俐背面全裸，此段就不可能具有直刺灵魂的力度。男女云雨交欢之后，“我爷爷”粗犷的歌声在高粱地里传出，张艺谋的匠心独运之处就在于，他通过一系列风吹高粱的画面让观众看到了“歌声”的存在和意义：雄性的声音撞击着高粱叶片也扰乱了“我奶奶”的心扉。
再说说两个当年遭人诟病的段落：“撒尿”和“剥皮”。
“野合”之后，“我爷爷”跑到烧酒作坊胡闹，并往酒篓子里撒尿，这场戏实际上是“我爷爷”和“我奶奶”发展关系的转折点：在高粱地的“野合”可能只是色情男女一时冲动，但经这一闹，“我爷爷”“我奶奶”在冷静对视中读出了彼此的需要！严肃思考，理性判断，最后，“我爷爷”大义凛然地抱起全面屈服的“我奶奶”关门做爱，完全不顾众人的惊愕目光，爱情之花自由绽放！
并无直接血腥画面的“剥皮”一节，普遍被“愤怒群众”误读作惨不忍睹的“自我丑化”，甚至据说还有一些高密农民为此上访的，其实电影作者的意图完全被缺乏电影常识的观众曲解了：日军威逼肉铺伙计将秃三炮、罗汉大爷剥皮示众，最可恨的并非肉铺伙计和助纣为虐的翻译官，而是面无表情的日本兵！面对人间惨剧，日本军人麻木不仁视若无睹，冷面比狰狞更能揭示侵略者的凶残。
作家丛维熙认为中篇小说《红高粱》标志着抗日战争题材创作的突破，那么，电影《红高粱》的贡献也是一样的。第五代导演一向喜欢高举人性旗帜、淡化时代背景，在电影《红高粱》中，自由奔放、热血沸腾的生命跃到前台，被讴歌、礼赞！战争场面比重较比同样时代背景的作品明显下降，而且拒绝任何政治说教成份的介入--这在当时已经相当难得！影片结尾的战斗画面完全以电影写意手法呈现，人物不多，却比擅长人海战术的国产战争片更多震撼！日食、红色笼罩的世界、响彻天地人间的童谣，如血海汪洋的高粱地……《红高粱》把战争造成的创痛深深烙印在观众的记忆之中。
记得当时有一种极其可笑的说法，就是认为《红高粱》靠宣扬愚昧落后、展示民族丑陋一面讨好外国观众并博得国际大奖的青睐--我想这种言论本身才真正暴露了某些国人的“愚昧落后”：在泛政治化的国度，赢得国际荣誉居然被看成遭政治敌手暗算，如此狭隘、短视的粗暴态度，只会将中国电影拖离国际轨道，使国产片在无人问津自说自话中灭亡。
《红高粱》中的落后文明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那些对《红高粱》获奖深表厌恶的人应该知道，贫穷和落后不是耻辱，忘记历史才是耻辱。
况且，较比敢于直面历史、人性真实的《红高粱》，某些喜好展示富裕文明景观、乐得歌功颂德的主旋律电影才是虚伪骗人的东西--这种片子不仅外国人不看，中国人自己也不看。李祥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