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骊的《早春二月》拍摄于1963年，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中出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它继承和发展了《神女》、《小城之春》等三、四十年代诗情电影的传统，深受古典诗词和文化的影响，风格清新细腻，充满了诗情画意，在海外电影节上被称为是一部“美丽的电影”。影片改编自柔石的小说《二月》，柔石是20年代末期中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新星，是当时为追寻革命真理而苦闷彷徨的知识青年的代表。影片保留了原小说特有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气质，成功地再现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将大时代风云中的小儿女情愁溶印在银幕
之上，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这部含蓄优美的影片点缀在中国百年影史的长河中，仿佛一朵清新淡雅的小小迎春花，乍看并不起眼，却令人回味无穷。
《早春二月》讲述的是1924年的大革命前夕，知识青年肖涧秋来到一个幽静美丽的江南小镇芙蓉镇教书，他带着对都市的厌倦、对“五四”运动退潮之后的消沉来到这寂静的乡村寻求宁静。为了帮助牺牲在革命中的老同学李志豪的寡妻文嫂和一双儿女，肖涧秋不顾镇上的流言蜚语主动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同时，他在学校认识了校长的妹妹、大学生陶岚，她率真热情、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相同的情趣和共同的进步追求使他们相互吸引。然而这一切在封建意识浓厚的小镇上却遭受了重重阻力。文嫂的儿子小宝突然患病死去，巨大的打击使她失去了生存的希望，因为同情文嫂，肖涧秋决定牺牲爱情，娶她为妻。陶岚虽痛不欲生，但也支持涧秋。这件事在镇上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文嫂终于因为抵挡不住舆论的巨大压力投河自尽了。肖涧秋心中郁愤难平，这时一直在他的关心下读书的好学生王福生又因为家庭困难被迫退学了。肖涧秋最终从悲痛中醒悟过来，认识到只凭个人的牺牲和努力根本无法打破中国这种沉闷的局面，他决意离开小镇，重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陶岚也在肖涧秋的影响下，最终摆脱家庭和世俗的羁绊，追随肖涧秋而去。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铺展出一个无比灿烂明丽的世界，陶岚微笑着迎着乍暖还寒的二月春风，向着前方、向着自由奔去……
一如影片那含蓄别致的片名，《早春二月》是十七年电影中鲜有的一部浓丽纤巧、细腻优美的影片。影片借助江南的如画风景，营造出中国古典诗词中特有的意境之美，使整部影片情景交融，别有韵味。即使在多年之后，这部电影在视觉美感上的追求仍令人陶醉不已，无论是梅林中的落英缤纷还是绿野中的菜花灿烂，无论是小桥边的潇潇秋雨还是庭院中的纷纷雪花，都给人带来视觉和心灵上的享受，这种精致唯美的气质成为影片的最大特色。影片的主人公也不同于以往单一苍白的革命者形象，肖涧秋这个角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善良、文弱，怀着人道主义的救世理想，而又顾影自怜，仿佛与整个社会、与下层平民格格不入。影片客观地写出他的求索与碰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软弱无力。作者用电影化的语言成功地表现出了人物的独特气质，如通过人物在不同的心境下，七次走过通往西村的桥头，无言地烘托出人物欢快、忧伤、懊恼、沮丧的各种不同心情。肖涧秋与陶岚做为受过教育的新青年，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多少带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或借助书信，或即席赋诗，或弹琴吟唱，这种纯洁高尚的爱情也显示了人物理想化的精神世界。他们一起和学生在操场上打球时的热情天真，雨天共撑一把油纸伞的忧郁伤感，将纯真美好的爱情定格在银幕之上，正与周围环境的黑暗压抑形成鲜明的对比。
熟悉中国电影史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把这部影片与早年的《小城之春》联系起来，但同样是散文化风格的诗情电影，《早春二月》还是增添了很多积极、明亮的色彩，如陶岚这个个性鲜明、敢爱敢恨的新女性形象的设置，以及影片结尾主人公的彻底觉醒所预示的光明的前途，都减弱了原作中那种消极低沉的成分。然而，在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这种与众不同的艺术气质还是使《早春二月》劫数难逃，成为一部广受非议的影片。影片在文革之初被当成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的“大毒草”遭到批判，影片被当作反面教材在全国57个城市上映，创作人员被要求全面反省检查，文嫂的饰演者上官云珠跳楼自杀，男主演孙道临也因此被打入冷宫13年，而且全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被痛苦地卷入了对这部电影的批判之中。
《早春二月》揭示了一代人在寒风萧杀的大时代风云中觉醒并成长为革命者的必然过程，然而这个本来类似于凤凰涅磐重生的激烈惨痛的故事却被导演赋予了一种无比柔和内敛的形式，片中那风景如画的江南风景，文弱优柔的人物形象，深沉细腻的感情纠葛，都使本片显得更富有人情味，有别于同时期那些如火如荼、激情澎湃的革命题材电影，尝试了中国民族电影形式的新的可能性，显示了导演为突破红色经典模式所做出的大胆而可贵的探索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春二月》在当时的高压政治环境下，勇敢地唤起艺术上的“惊蛰”，不愧是一枝于料峭春风中迎寒报暖、娇艳动人的迎春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宋光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