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对电影得当个真孝子

　　对于电影百年，我要说做个孝子，要做个真孝子，如果一个孩子从来不关心他的父母每天怎么生活，到他父母今儿过生日了，买了厚礼回来，那个没用，那不是真孝子。——贾樟柯

　　我觉得不能将就观众

　　记者：《世界》放映以后，媒体的评论很多，而且很多是很负面的，你会很在意这些东西吗？

　　贾樟柯：我不会在意，因为媒体本身不专业，一个导演不是就为了面对媒体，我们从做导演的第一天起，就知道电影是被人谈论的工作。当然从媒体反映出来的文化现状，特别让人担忧，所以我在写一本书，从传播学、文化学、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个状态。

　　记者：我觉得现在中国电影还存在一个过渡，看惯好莱坞大片的大部分观众还不太能完全接受你的电影，你在选择第一部地上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想清楚这部电影将来是要放给大部分普通观众看的？

　　贾樟柯：我觉得不能将就观众，以前电影工作者高高在上，觉得能引领观众，我觉得这是特别糟糕的想法，也是所谓的精英意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批判这点，我觉得很好，但现在又进入另一个极端。我觉得大众意识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大众不一定是对的。我有许多误解，比如说DVD那么多，观影经验那么多，你会认为大多数观众已经被改变过？不是，他们占有DVD，不一定看了DVD，他可能有1000部，但看过的30部都不到，所以我们有很多幻觉，激进的幻觉。现在我觉得任何大跃进式的、恶补式的文化都靠不住，还是要从点点滴滴干起。

　　记者：刚刚说的DVD的观点是否和你的现状有关，你的《世界》在DVD市场卖得很好，但票房却不那么理想？

　　贾樟柯：不，这是两回事，DVD卖得好有观看习惯的问题，你像我以前的3部电影都是买DVD看到的，他会想贾樟柯又拍片子了，就去买DVD看了，我还碰到过这样的人，问他为什么不去电影院看，他说我要收藏你的电影啊。这样算来，正版能卖到40万，加上盗版一定突破100万，如果换成票房很不得了，所以说不是没有观众，而是观影习惯的问题，这和恶补是两回事，我是谈更大的文化概念。再也不要指望恶补，我觉得你提到的电影一百年，需要建立一种机制，然后把我们传统的电影按不同组合跟一代代电影见面。我觉得没有一部电影是旧的，你比如《劳工之爱情》、《小城之春》、《神女》，你说它旧吗？难道仅仅因为它们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旧吗？对于一个今年刚毕业的18岁年轻人，它就是新的，好像一个传家宝，你不让这个家庭成员看到，这个家庭的文化传承就有问题。你看法国，今天是默片展，明天是什么主题展，不停放影片，每一年都有18岁的人，所以不是说街头充满DVD店就够了，而是配合书籍的出版，大量的讲座，是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文化气息，要做这样基础的工作。

　　记者：我现在发现“贾樟柯”这三个字已经不单是代表着一个电影导演，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包括你被授予了很多奖，你也频繁参加各种活动。你是否觉得身上有文化使命？

　　贾樟柯：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导演，拍好自己的电影最重要，后来我觉得自己是个电影工作者，有许多创作之外的事，需要创作者去担当，你就把它理解为一个公益事业算了。我放很多精力、财力、人情在里头，包括做私底下的交流工作，把许多中国片子介绍出去。以前我觉得自己挺自私，真的不介入周遭的环境，但在拍完《站台》之后观念改了，既然你有那么多看不惯，不舒服，为什么不自己去做。这也和年龄有关，《站台》之后就觉得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事不关己了。

　　我不要按牌理出牌

　　记者：《刺青时代》牵涉到很多暴力的东西，你还会用原来的方式还是凌厉的影像的剧情的方式。

　　贾樟柯：我觉得不管我用什么方式，这个项目是没问题的，因为所有媒体的惊讶来自于一种权利的影响，这种影响非常可悲在于权力本身已经消失了，但影响还在，这种影响是想象，所以对我来说，权力本身没有影响，我去试我去干，但真正的影响在于你还没有去试，就认为干不了。

　　记者：这个本子是看中了很久，还是偶然发现？

　　贾樟柯：有1年了吧，因为我一直在写一个黑帮片的剧本，正好有一个制片人买了这个剧本，一拍即合。

　　记者：《刺青》这样的题材也还是有一些你个人的印记，怀旧啊、青春啊，我在想你是否会尝试一个和原来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比如第五代做的武侠、魔幻？

　　贾樟柯：不知道，我觉得一个人的创作要跟着心态跑，如果有一天心态飞起来，就飞起来拍，如果心还在往前走，就跟着往前走。我在创作上完全没有设计，包括我去影展，拍什么题材都不设计，经常有国外很大牌的导演教我，说这个世界是有游戏规则的，你要学会出牌，该出什么出什么，你手里有三张牌，你先左右看看别人出什么，你再出，出一张就那压倒他，我觉得这个方法很聪明，但我觉得我才35岁，应该还处在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年龄，我享受这种自由，45岁、50岁才真的要按牌理出牌。我今天想拍《刺青》了，不会考虑这个题材是否合适现在拍和推出，国际上是否流行这个题材，我内心需要了，我就拍。我遇到什么电影节就去什么，不会想去年这个电影节鼓励了哪种电影。能得奖就得奖，不能得奖也无所谓，最主要是心灵不受阻。最大的心灵受挫，是算计之后的落空。我永远充满血性，我要保持这种血性。

　　记者：就目前来说有什么梦想？

　　贾樟柯：其实有一些年头了，我梦想能把记忆找回来，我特别关注文革，这个关注来自我和一个小朋友的聊天，他觉得文革发生的一切特别可笑，这种可笑是一种不痛的感觉，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也许是把一种疼痛感丢了，这特别可怕。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反例，我有一个朋友给他的孩子看人民币，问他头像是谁，孩子说是唐国强，因为唐国强老演毛泽东。

　　记者：这两年电影大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你怎么看？

　　贾樟柯：远远不够，我觉得现在还处在不是法律化的阶段，法律化最重要的指标是分级，我觉得它是一个坐标。为什么要分级？比如我们现在有青少年保护法，色情暴力的影像会影响青少年，那就是违反青少年法，但有关性的暴力被禁止，那是违背创作规律的，而如果你有分级法规，那么就把关把在年龄的控制上，分成18岁或者限制级，这样既不违背青少年保护法，也不违背电影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