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喜马拉雅王子》承袭了《哈姆雷特》的故事框架和人物语言等，但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宗教思想、哲学思辩的不同，两部剧注定在内容、内涵上有不同的反映，两个王子在复仇之路上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本文站在跨文化的角度上，分析了两者不同的原因，探究何以一样的悲剧，奏响了两段不一样的悲歌。
关键词：喜马拉雅王子；哈姆雷特；跨文化；悲剧
本·琼生曾这样赞誉莎士比亚：“非一代独有，实为千秋共宝”。数百年来，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不断地被搬上舞台，不断地在世界各国演绎。尤奈斯库、马洛维茨和米勒等大剧作家也都曾改编并搬演过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莎士比亚没有局限在一个地域，也没有局限在一个时代。正如孙惠柱教授在东方讲坛“莎士比亚戏剧艺术赏析”中所谈到的，莎士比亚的戏剧适合于任何场景和时代，莎剧中的人物甚至可以穿上当地的或现代的服装表演而毫不令人觉得别扭。这一回，著名旅美博士胡雪桦导演把《哈姆雷特》的故事场景搬到了古代西藏，让哈姆雷特穿上了西藏王子的锦袍，演绎了一段东方哈姆雷特的传奇。这部片子虽然从故事框架、人物、台词都取材于《哈姆雷特》，但导演和编剧将其注入了东方智慧与东方哲理，对原著独特的改编和导演手法的运用使得作为主要线索的复仇有了不一样的含义，延宕有了不一样的原因，王子有了不一样的抉择。因此，一样的悲剧奏响了不一样的悲歌，从而使《喜马拉雅王子》成功地实现了对《哈姆雷特》的再现与解构。
一
导演胡雪桦的父亲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胡伟民，据了解，胡雪桦报考电影学院时准备的考试独白就是“生存还是毁灭”，其父临终前最想执导的戏也是《哈姆雷特》，此番拍摄《喜马拉雅王子》正好圆了他们父子的“哈姆雷特”情结。《喜马拉雅王子》无论从故事框架还是人物台词等方面都沿袭了《哈姆雷特》，站在观众眼前的，虽然是一个个穿着藏族服饰，讲着藏语的人物，但并不令人感到陌生，反而在陌生化了的场景中更见出莎翁的世界性。在电影的字幕上，清清楚楚地打出“根据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改编”的字样，用胡导自己的话来说，是“对原台词，对莎士比亚的一种致敬”。
《喜马拉雅王子》叙述在波斯求学的西藏甲波族王子拉摩洛丹惊闻父亲去世的噩耗，回国奔丧，却发现叔叔克劳盎已登上了王位，并娶了自己的母亲，以前的王后。如同《哈姆雷特》一样，老国王鬼魂显灵，告之其死亡之谜，并要求他为父报仇。拉摩洛丹也同哈姆雷特一般，陷入犹豫的延宕中，并请来戏班演戏，以图刺探真相。之后又误杀情人奥萨鲁央之父波拉尼赛，最终在与奥萨鲁央之兄雷桑尔决斗中完结悲剧。
电影的情节紧扣《哈姆雷特》，甚至连人物的名字也尽量与原作相似，如《哈姆雷特》中的克劳狄斯与《喜马拉雅王子》中的克劳盎，波洛涅斯与波拉尼赛，奥菲利娅与奥萨鲁央，每一个人名都会让观众很容易联想起并对应上《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如果说人名是导演的刻意，希望与《哈姆雷特》形成一定的联系的话，那么人物的台词风格就更见其用意，它几乎就是《哈姆雷特》的翻版。观众可以发现《喜马拉雅王子》的台词与《哈姆雷特》非常相近相似，甚至有的地方完全相同。如：
哈姆雷特：(旁白)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关的路人。[1](p290)
拉摩洛丹：(os)新王，叔叔，继父，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关的路人。
波洛涅斯：你认识我吗，殿下？
哈姆雷特：认识认识，你是一个卖鱼的贩子。
波洛涅斯：我不是，殿下。
哈姆雷特：那么我但愿你是一个和鱼贩子一样的老实人。
波洛涅斯：老实，殿下！
哈姆雷特：嗯，先生；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1](322)
波拉尼赛：您认识我吗，殿下？
拉摩洛丹：认识认识，你是一个奴隶。
波拉尼赛：殿下，我不是……
拉摩洛丹：那么，我但愿你像奴隶一样是个哑巴。
波拉尼赛：我也不是哑巴，殿下！
拉摩洛丹：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哑巴。
莎翁的舞台气息浓厚的经典台词用西藏话说出来，非但没有让人感到别扭，反而显得自然。因为西藏的传说与文学作品中如《格萨尔王传》等，也有很多诗性的语言，言语之间善用比喻，恰好与莎翁的风格相协调，可以说是该影片的成功之笔。
二
如果仅仅是让哈姆雷特穿上藏族的服装，用藏语来独白“生存还是毁灭”，那么只能说是排演了一场莎翁的名剧而已。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被赋予了更多东方特色的东西，东方独有的文化、宗教和哲学思辩赋予了这部戏剧以新的生命，从而使得复仇有了不同的含义，使得王子作出了不同的抉择，奏响了不同的悲歌。
复仇与复仇的背后
贯穿两剧的一个关键情节就是“复仇”。“复仇”作为故事的主要结构和人物行为的推动因素，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表面上看都是王子为已逝的父王报仇，但从深层意义上来说，两剧的“复仇”是不一样的。由于剧作者与改编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受的文化熏陶和接受的宗教理念不同，他们对于“复仇”这一情节有不同的处理，对复仇的动因的描述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影响的痕迹。
《哈姆雷特》的复仇是单线结构，即哈姆雷特为被叔父谋害的父王报仇，复仇所针对的是野心和权势的欲望，以及夺回原属于本身的权利地位；当然也有学者说是由于“俄狄普斯情节”，满足自己对母亲的爱恋。
而在《喜马拉雅王子》中，复仇发展为三条线索，最表面的线索是拉摩洛丹为父亲报仇；隐性的线索是被杀的老国王的鬼魂利用拉摩洛丹使其一家人自相残杀，从而达到报复王后娜姆对自己不贞，为自己报仇；而更深一层的报仇是新王克劳盎，一个被夺走妻儿17年，忍辱负重的人，最后被逼着报仇。在《喜马拉雅王子》中，这条隐埋得最深的复仇线索成了该剧的独特处。它加入了导演的东方式思索，也是推动表层线索，即拉摩洛丹复仇的最根本原因。
胡雪桦表示：“原著对于叔父和王后的勾勒是相当不合情理，作为王后怎么会那么快投入杀死自己丈夫的凶手怀中？我一直觉得这是相当牵强的，至少莎士比亚对这两个人物的处理是含糊的。在《喜马拉雅王子》中，叔父不是个单纯的反派角色，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爱的人们。这样的理解也是我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克劳盎这个看似邪恶的篡位者实际上也是一个苦主，一个迫于强权被夺走妻儿的人，一个含屈忍辱17年的人，面对亲情与爱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其所面临的困境使其形象逐渐立体生动，这个有血有肉的男子最终为了所爱之人的安全被逼上了复仇之路——在神山求得一只带毒的袖狗，在生命垂危之际献给国王以求豁免，使得已起杀心的国王死在自己的前面。他与克劳狄斯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所觊觎的是权势与野心，而前者所尽心追求和保护的是爱，这个男子胸腔里爱的激情犹如表面平静但底层汹涌不止的大海，他可以为了爱而忍辱17年，也可以为了爱而杀戮。这种激情是生命原初的表现，是对人的自然性的最高尊崇。而他之所以代替原本该有继位权的拉摩洛丹登基，也是由于他对拉摩洛丹的爱：“新王登基，血流成河。我不能让拉摩洛丹面对任何生命的威胁。”东方文化讲求整体和谐，讲求牺牲小我，然而影片所表现的与汉文化的“舍生取义”又不同，在西藏这样一个雪域高原上，在恶劣而又纯净的自然环境中生长的人们，关注的是以牺牲小我来取得爱的圆满，追求人的本初状态。
如果说电影的前一段表现出的克劳盎是一个有血有肉，为了爱而杀戮却有值得人们同情的角色的话，那么后半段他却表现出了爱的自私与狭隘的，并成为最终悲剧的导火索。为了保护拉摩洛丹，他在其与雷桑尔比武的剑上涂了毒药，虽然这么做与克劳狄斯完全相反(后者是在雷欧提斯的剑上涂毒)，但带来的是相同的悲剧后果。在两人比武时，他以黄金做诱饵，企图让雷桑尔放弃决斗，但是他忘了勇士的骄傲不是金钱可以买来的。似乎是命运有意与他开玩笑，一杯为雷桑尔准备的毒酒也被娜姆喝了下去。爱催生了一切，但又是极端的爱扼杀了一切。导演有意无意之间将一个佛教思想置于影片中：对某种事物极端执著便是“痴”，对爱的极端执著也会成为“痴”，痴迷会让人坠入爱别离、怨憎会等七情之苦，太过执著的爱有时也会成为杀人的魔障。佛家认为人生有贪嗔痴三种苦因，要从人生苦恼中解脱，必须灭除这三种苦因，其中最重要的是“痴”(无明)，被认为是导致产生贪求、嗔恚的根本原因。所以，佛教基本教理之一的“十二因缘”就将“无明”置于首位，认为只有通过体悟佛教的真理，消除“无明”，才可以从根本上的摆脱生死轮回，真正达到解脱。
通过这样的塑造，一个普通观念中的反派形象一扫他的单薄与苍白，立时变成一个有血有肉，情感大于野心，执著于情爱的立体人物了。导演在此实现了他对这个篡位者的东方式个人解读。
王子的抉择与救赎
在惊闻父亲死讯并在鬼魂要求为其报仇后，两位王子都对复仇行动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延宕，都不得不带上“疯狂”的假面，都在一系列疯癫与血腥之后有了自己的抉择。但是，由于剧作者与改编者所赋予人物的时代精神、文化背景和哲学思辩的不同，两个王子作出了不同的抉择，用不同的方法救赎了灵魂的罪恶与无知。
哈姆雷特是莎剧中最具典范作用的人文主义代表。他的求学生涯是在德国的威登堡——一个人文主义思潮的堡垒——渡过的。在那里，他对自然、人、人性有着全新的乐观的见解。他认为人世间是个美丽的“花园”，是一座“美好的框架”，是“一顶壮丽的帐幕”，是“金黄色火球点缀着的庄严屋宇”。[1](p327)他对人和理性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237)对于这样伟大的生灵，他认为应该极有创造性：“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上帝造下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这样高谈阔论，瞻前顾后，当然要我们利用他所赋予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和灵明的理智，不让它们白白废掉。”[1](p379)然而回到丹麦后，他看到的只是满目的疮痍、腐败的政权、勾心斗角的阴谋，这与他当初对世界的看法形成极大的反差，造成他心理上的失衡。那么他可不可能寻求外界的帮助呢？在莎士比亚时代，加尔文教对社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加尔文教认为，“上帝作为一个超验的存在，是人类理解力所无法企及的，他早已预定了每个人的命，这些秘密是我们人类决不可能洞悉的。即使最虔诚的教徒也无法知道自己最终能否永恒得救。”[2](p66)他们只能一步步走向未知的命运，除了上帝没人能帮助他们。因此，人人都从内心深处感到孤独与无助。而作为哈姆雷特的朋友，霍拉旭也是无能为力的，加尔文教告诫人们切莫相信朋友之间出自友谊的帮助。因此，扭转乾坤的任务落在了这个“不是简单的‘尽善’或‘极恶’，而是同时兼作‘尼米安雄师’与‘脑筋烂如泥’、‘胆量小如雀’的‘多梦儿郎’身上”。[3](p149)于是，他陷入了犹豫与踌躇中，陷入了孤独中。此时他所想到的“生存还是毁灭”实际上表达了他的厌世观，“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1](p137)他想以自杀了结自己的苦难，又不知那将至的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在踌躇与摇摆中，他是由外界的事因一步步推动而完成复仇的。也就是说，是他消极地选择了复仇。于是他的救赎也就完成了基督教义里的“善”战胜了“恶”，向欲望和野心复了仇。
拉摩洛丹在父王鬼魂显灵，要求为其报仇后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踌躇、装疯、误杀和抉择的过程。每一步的经历都伴随着他的成长与成熟，独特的文化宗教背景使他在生存与毁灭，杀戮与宽恕，爱与恨中徘徊。
鬼魂显灵之后，他便开始与哈姆雷特一样装疯。然而与哈姆雷特不同的是，同样是误杀了一旁窃听的臣子波拉尼赛，哈姆雷特只是轻蔑地表示他“命不该活”，[1](p365)“是上天的意思，要借着我的手惩罚他。”[1](p370)从而把责任推到一旁；而拉摩洛丹却马上选择了自裁。这不是一个热血男儿简单的一时之勇或自发地遵循法律的意志，也不能将他们两者以个人素质来评定，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文化与信仰。虽然影片的历史定位是在唐代以前，西藏高原上还没有能统一藏域的宗教信仰，但是导演在电影中安排的狼婆、祭祀、玛尼堆等符号表现了导演所受的东方佛理思想的熏陶。佛教讲求众生平等，推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平等的和谐思想。不论地位高低贵贱，每个人都不应该被剥夺生存的权利，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正是受这种宗教文化的熏陶，认为这种平等不应被破坏，导演这才安排拉摩洛丹磊落自裁。此举要比哈姆雷特磊落许多，同时也说明了，拉摩洛丹所踌躇的并不是个人性命的安危，更不是厌世情绪在作怪，而是另有原因。“西藏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人的道德自觉，强调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理想的人格……这一特点造成了民族内向的性格。与西方人遇到挫折与危机是总是借助上帝的仁慈、宽恕和极端放任、纵欲来求得心理平衡不同，藏民族也像汉民族一样，偏重于在内省中得到自我价值的依据，获得继续生存、发展的勇气和信心。”[4](p86)那么拉摩洛丹内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影片中看到，雷桑尔搭箭瞄准了一头雪豹，而那雪豹却一动不动地有灵性地看着他。雷桑尔震动之中将一支响箭射向了空中——这便是宽恕，一种对世界万物怀有的悲怜的心胸，也是拉摩洛丹要选择的东西。佛教认为世界充满痛苦，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尘世之人谁也无法避免苦谛。惟有“舍”，“放下”，才有救赎的希望。在面对仇恨的时候，“放下”就是宽恕，就能将心灵的魔障消除。这并不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而是看透了人生与人性后的灵魂的升华。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就是拉摩洛丹的延宕不同于哈姆雷特的地方。拉摩洛丹在经历一次次事变中成长，在玛尼堆旁，他向奥萨鲁央请求忏悔；在见到娇美的阿郗苏羯和她的士兵民为了区区一条商道，两万多人不惜向命运和死亡挑战，他为自己的逃避而无地自容；在惊闻奥萨鲁央的死讯后，他有了自己的抉择。在爱与恨、宽恕与杀戮中，他选择用牺牲来救赎罪恶的灵魂，用宽容来解释人心的隔阂。于是，在宽容的力量下，《哈姆雷特》里充满阴谋诡计的比剑一幕成了两个豪放英雄的惺惺相惜。
拉摩洛丹：如果这个世上我想死在一个人的手里，那就是你。
雷萨尔：拉摩洛丹，让我们互相宽恕；我不怪你杀死我的父亲，你也不要怪我杀死你！
拉摩洛丹：等等我，好兄弟，我要去见奥萨鲁央！
剧中所有人都选择了宽恕，在宽容的力量下，雷萨尔宽恕了拉摩洛丹的夺妹之恨，拉摩洛丹宽恕了克劳盎以爱的名义去杀戮的罪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爱，更没有力气再去恨，再高举我手中的刀……如果我的死能提醒人们爱和仇的选择，那我死得其所。现在，你走吧！愿你的鬼魂从此不再玷污甲波圣洁的天空……”历尽千般磨难的一家人终于在最后时刻抱在了一起。他们宽恕了彼此，得到了团聚。
片末，临死前的拉摩洛丹举起他与奥萨鲁央的儿子，阳光洒在他身上，圣洁美好。这个新的甲波王是在疯癫与混乱中孕育的，他的出生象征着一切罪恶、杀戮和疯狂都已成为过去，宽恕与爱带给人们新生。
三
不可忽视的是，《喜马拉雅王子》对《哈姆雷特》的解构还表现在几个女性角色的塑造上。
《哈姆雷特》中的王后是一个不自知的角色，莎翁把她塑造成一个喜新忘旧的麻木的女人。丈夫尸骨未寒就嫁给小叔子，毫不怀疑丈夫的死因，她就像一件物品一样随意地从一个男人手中转到另一个男人手中，整个剧中我们几乎听不到她的主见与声音，女性在莎翁的笔下失语了。而《喜马拉雅王子》中的王后娜姆却对老国王的去世抱有疑虑，对克劳盎的隐瞒愤怒不已，她把身世的真相告诉拉摩洛丹，尽力在他们父子间调停周旋，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她是一个知道自己所爱为谁并能为爱默默忍受的女人。《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娅毫无主见，屈服与父亲与哥哥的摆弄，并甘心作诱饵来试探哈姆雷特。而《喜马拉雅王子》中的奥萨鲁央却有了自己的个人认同。在拉摩洛丹彷徨无望时，是她用女性的温柔和善解抚慰着他；而当拉摩洛丹装疯卖傻刺死其父打算远行避祸后，深受伤害的她毅然与拉摩洛丹决绝，退还定情的宝刀，并愤然说“不要同我说爱，您不配！殿下。”她在疯癫与狂乱中产下了代表着新生与希望的孩子，是女性的她为疯癫和仇恨作了终结。而能囊括以上所有女性特质的一个意象就是狼婆——一个新编撰出来的人物。她是甲波族与天神之间的使者，也是甲波族的保护者(象征着王后娜姆与奥萨鲁央)，她总是与神秘的狼群一起出现，与邪恶的鬼魂勇敢斗争。她不是麦克白中的女巫，不是西方作家笔下被丑化了的女性，她接近于女神，如东方神话中的女娲、观音、妈祖等。也许导演正是想把东方文化中这样一种女神的形象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而女神其实又是那种文化里女性的最高最美的表现，于是我们在影片中便看到了东方女性的坚忍、自爱、勇敢、善良……
结语：2006年的影坛可以说是一个莎士比亚年，莎士比亚的经典《哈姆雷特》经过不同的诠释后纷纷展现在了屏幕上。《喜马拉雅王子》这部电影站在东方文化的独特视角上，在西藏的凛凛朔风与苍茫的雪山高原中，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哈姆雷特。这是一次东方文化对莎士比亚的经典解读，是东方智慧下对“生存还是毁灭”的取舍。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莎士比亚著作进行跨文化解读与重构，一方面表现了莎剧的世界性，另一方面又促进了莎剧的世界性。周 婕
参考书目
[1] 朱生豪 译. 莎士比亚全集[五]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 宗亦耘. 悲剧与基督教观念——对莎剧《哈姆雷特》的分析[J]. 外国文学研究，1998，(1)
[3] 陆谷孙. 莎士比亚研究十讲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 乔根锁. 西藏的文化与宗教哲学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Abstract: The film “Prince of Himalayas” has adopted the plot and actors’ lines of “Hamlet”, however, the two plays are doomed to have differences in content and connotatio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two princes would have different choices on the way of revenge. From the aspect of cross-culture study, this thesis has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reason why under the same structure of tragedy, they performed different elegies.
Key words: Prince of Himalayas; Hamlet; cross-culture study; trage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