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呼叫转移》拍摄日志：2006年10月29日

　　今天阳光很好，外景地又在北师大南门广场这种“繁华地段”，围观路人很多，再加上几档热门电视娱乐节目也赶来探班，现场显得相当热闹。太阳地儿里，秦海璐(blog)抽空接受了几家电视的现场采访，表现上佳，却没有人采访徐峥，显得很不仗义。

　　有个镜头，徐峥坐在地上，天上突然掉下一个破手机砸他头上，试了几次导演都不满意，最后张建亚只好亲自上阵。围观群众好像挺喜欢这个，看小品似的阵阵哄笑。天黑下来之后，人群依然不散，其实喜欢看热闹的人，往往看不到什么真正的热闹，大家能看到的，多半是其他看热闹的人。

　　关于用手机砸脑袋，相信那几个娱乐节目都不会放过，我倒觉得，张导当时所以亲自去干这事儿，根本不是为了给他们提供素材或令围观者哄笑，而是为了保护演员和他的副导演。因为再好脾气的明星，反复被人用手机砸脑袋都会渐生不快，但如果砸他的是导演本人，他便不会轻易不满。

　　不是所有导演都会这么细心，就像不是所有人都会向给他开门的服务生点头微笑一样，这是一门做人功课。

　　下一场马路边的戏需要等天黑透，趁吃盒饭的空档，张导找我聊了聊。谈话的主题，基本是他对中国电影现状的一些忧虑，这证实了我的一些猜测：像张建亚这样全面经历过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撕裂过程的成熟导演，其实比年轻的新锐导演们，对社会变革的挫败感拥有更加深刻的困惑和愤懑。绝不是他们这一代电影人不能适应时代巨变，而是这个巨变在摧毁中国电影原有格局的同时，也实际上摧毁了整个电影工业的稳定结构，而这种工业的全面崩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整个电影行业内部的现实困顿和悲观情绪。

　　张导很早就注意到技术革命对电影艺术造成的深刻变化，他恐怕也是国内最早一批企图将电脑特效引入电影拍摄的导演之一，他拍《大闹天宫》，其实就是一次集中爆发。可惜96年前后国内的投资环境异常恶劣和动荡，让这个本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史标志性的大项目，最终却不了了之。对于个人来说，那应该是一次惨败，但张导并不甘心，他接着弄《紧急营救》，试图继续在灾难类型片中寻求电影的技术突破——1986年，张导拍摄的《冰河死亡线》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恐怕是中国少见的真正意义上的灾难类型片——然而这一次他又做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更令他感到压抑的是，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他当时还不得不交出一个电影的未完成稿。

　　任何一个作者，都绝不会愿意向公众交出一份草稿，那是很荒唐的事情(郭敬明(blog)即使抄袭也能成功，那是一个奇迹)，但当时张建亚的处境，就是这么尴尬——交出草稿，其实比交白卷更令人难堪和被动。

　　对电影制作，张建亚有非常务实的态度，他重视故事的现实性，因此特别在意细节表现力，今天的戏，他改动了剧本的部分台词，就是希望人物的对话更现实、更生活化。拍《大闹天宫》的时候，他请来好莱坞的一流化妆师，两个中国化妆师也因此而受益，但最后投资方却因为美国人太贵而中止了合作。那两个中国化妆师后来曾为影片《鲁迅》提供了高质量的人物造型，当时濮存昕的定妆造型对鲁迅形象的还原，绝对是令人叹服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国内官方电影节在一夜之间砍掉了几乎所有电影技术奖，“他们不知道这么做，对那些人的打击有多大。”张导说这句话的时候，相当动情。

　　中国电影工业，很多相关技术行当已渐趋萎顿，夹缝中求生的从业者纷纷投奔怒海……市场无限膨胀的大光明背后，隐藏着整个工业在没落和萎缩的隐患，这是令老一辈电影人最感失落和忧虑的地方。

　　听张建亚聊中国电影，真能感受到一种壮志未酬的情绪，而听一个和我父亲同龄的老人谈这些忧虑，我感到无比伤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无数像张建亚这样的中国电影人，并未彻底心灰意冷，他们对电影的激情仍未熄灭。在一个动荡、浮躁、拜金的时代，成年人的真实心态其实仍然决定着整个社会与文化的走向，他们只要不推卸责任，一切就还有希望。尤其对处在“生死关头”的中国电影来说，失败带来的反省与反击，远比成功带来的幻灭和沮丧更有价值。

　　又犯了胡说八道的老毛病。回到现场。

　　北师大之后，秦海璐进棚接受了一个有趣的专访，随后剧组赶到了霄云桥北的一家酒楼，继续夜戏。它是那种能叫人产生幻觉的酒楼，富丽堂皇，一道大门，划分了两个阶级，但凡穷人，都穿着制服。又跑题，就此打住吧。这场秦海璐、徐峥的对手戏拍得很好，现场非常放松，笑场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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