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只有一个 主张中国电影应以地域性为主

　　列：所谓“大众的小众电影”，王家卫属于这样的“大众的小众电影”，他就不是一种很规则的讲故事的手法，但是，他从来都选用一些大明星，他从来没有去捧红过新人。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都是在地文化的电影。第六代为什么不能被很多人接受，就是因为他们拍的生活，是过去，是农村，而我们知道大银幕上大多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城市人关心的是一个城市的状态，一个城市人的状态，而刚好是他们并没有做到的。就像列老师刚才说的，就像徐克老师的一部电影《第一类型危险》他这个电影就是说到了恐怖主义在当时的香港民众心理的反映。就是一个香港文化心态的问题。包括“谭家明”的电影《烈火青春》，张国荣演的，它就是一部很不错的城市电影，它对那个城市，那段历史，是很有一个方向感的。而现在，事实上，我们的很多时间是缺失的。这就是为什么第六代的导演，他拍了很多好的片子，受到很多影评人的吹捧，却没有一个好的观众群。因为观众想要看的是一个靠近他轨迹的生活，一个他周围的生活。何谓周围的生活？大量的银幕应该反映这样一种城市的生活，因为现在银幕都在城市里。就像贾樟柯他到山西去都找不到银幕。问题在于如果你对应不了一个受众群，那这样的电影它肯定有问题。我们现在被DVD文化喂大，所以并不在乎它是不是小众还是大众，而在于影片所描绘的文化是不是符合观者的心理，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万玛：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对香港的新浪潮这样的话题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我是第一次听列老师讲这样的一系列情况。

　　列：我也是第一次讨论“香港新浪潮”和“第六代”碰撞的这样一个话题。

　　万玛：那对于第六代导演他的观众群这样的问题，因为第六代导演所做的电影本身成本就比较低，所以想大面积地推广这些作品，本来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能够找到和他影片相对应的这样一个受众群体。比如我这个片子，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小众的电影，但对于我生活的一个藏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大众化的电影。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像我这部片子在完成制作以后于去年六月的时候，在青海啊，藏区来放映。那我觉得这样我可以拥有很多的观众，可以挖掘很多的观众，虽然它这个整个卖座的票房不是很多，但是它这个地区观众是可以挖掘的。放映了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起初是在青海的一个县，然后就是后来的整个青海市里面，就我们那整个藏族那个州啊，就突破了县一级了。那时候甚至也拿到了电影局提供的35毫米的一个放映车。借助这些设备，我们不断地走进乡里、村里去。这样下来，观众人数不断地积累。所以总观影人数，据我们统计已经有了20多万吧。所以我认为，对于一部小众电影来说能有这样庞大的一个观众量的话，应该是因为一个推广方面的策略。

　　同时呢，从六，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到金融风暴，这段长达30年得时间里面，人们都生活在一个比较优越的环境里面，无论经济方面也好，物质方面也好，香港地区的状态当时比大陆和新加坡都要优越一些。这样一种优越的心态，在没有任何危机感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了什么问题，就很容易崩溃。所以香港电影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列：之前所谈到的所谓相对封闭，我要表达的其实是这样一个方面的问题。香港跟大陆的一些城市还是不一样，比如北京，上海，广东，它们虽然是内部城市，但它们有一种无限的辐射能力，或者人之间的一种交流的能力，这一些比香港地区要丰富得多。对于香港地区来说，虽然很多人来来往往，但是，其实都是过客，所以和大陆就很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的万玛导演，现在是住在青海地区，他现在也可以在北京拍他的下一部电影，那类似这样的东西，在香港就是比较缺乏的。因此，创意上的种种贫乏也就部奇怪了。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国内的导演在这些方面相对香港导演的优势要多得多。但是呢，我现在要说得，可能是第六代导演所喜欢听的，还是要回到大众化。因为电影本身是一个大众的东西，没有大众化，就没有市场，因此不能支撑你继续去拍摄下去。

　　这里有一个例子，香港有一个导演叫方育平，他当时就属于一个新生的一代，他共有四部电影作品，其中三部作品都分别获得了电影金项奖。他是富有成就的，但是，他不能生存。在90年代中开始，再没有人找他拍电影了，因为他都是小众的作品。虽然在国际上也得了奖，也卖了不少得欧美市场。但事实上，一个导演，他不能永远脱离本土来去创作电影。所以，我建议一些刚开始导演生涯得新生导演们，在刚开始的时间里，你可以做一些很创新的，个人风格很强列的，探索性的这样的电影。我不否定天才的存在，如果你是天才，你能够像一些大师，能够留下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留存于世，那么你还可以生存下来。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面，艺术是一个少数，要得到大众的认可的话，还是必须回到现实当中，你们必须面对观众，面对票房。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没有看到国内哪一位新生代导演真正在票房当中能表现出他的一个比较强的说服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去追捧，让更多的观众去关注。

　　主持人：其实列老师，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许多第六代的导演缺乏在地文化意识。我们看到万玛老师，他生活在青海，他拍摄关于藏族文化的电影，这是在地文化的体现。而我们现在的第六代导演们，他们选择的往往是选择他们缺乏研究的往事，现状是，中国的城市电影，从90年代到现在的这样一段时期，几乎是缺失了的。在第五代导演中也有拍摄过很好城市电影的，比如说张军钊的《狐光》，黄健中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滕文骥的《海滩》……包括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都曾经以在地文化的意识出发进行创作。而90年代以后上海几乎已经没有城市电影了。上海最好的一部城市电影是什么?是《苏州河》，是2000年代未公映的一个作品。其他，我已经看不到一个和这个城市有关的电影。我个人认为许多第六代导演，他们的目标就是一个电影奖，因为一旦有了一个电影奖，他至少有了一个收益保障。我对贾樟柯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相信贾樟柯有能力获得海外资金，但是，贾樟柯只有一个，如果按这样的路走下去，许多导演必定死掉。因为如果没有人投入资金，没有人投资做宣传，那么，他的电影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他就像一部海外电影，你根本看不见我们中国的一些东西。没有片商愿意制作DVD。这样一来，我们会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电影越来越少，中国的电影市场永远被好莱坞所占领。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文化部门应该对这样一些小制作的电影进行一些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电影起到一个推进的作用。比如万玛老师的作品，去年电影节，我因为开会，我也没有完整看过这部电影，这就是一个问题。因此，一部好的作品，它如何去和一个观众群对应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像我们上海，有那么多银幕，那么多院线，但事实上，所有的院线都只是同一些电影，那么这样的情况本身就有一些的问题。当然，你不能把责任推给院线，因为院线有地租，有人力，有配备，如果把所有问题都推给院线的话，院线凭什么要去承担这样一个国家在文化方面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我在上海电影文化基金会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国家应该承担一些艺术电影的推广，以基金的名义来资助院线来作艺术电影的放映。就像《那山那狗那人》，它其实在日本也是单厅长时间放映才有了一个积累的票房，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小众的东西需要长流。

　　列：万玛导演所说的，他在藏区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一直主张中国电影，包括香港台湾电影，在目前的状况下就是应该以地域性为主。以地域性为主，比如说，大陆是经过了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地域文化已经慢慢重新地浮现出来。也就是说，地方文化已经反而就被削弱了。但是，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不同的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闽南文化等，都有它们互相区别的一些形态。所以，刚才所说到的回到大众的问题，比如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blog)，他的这个故事里头说的，就是重庆话，拍的，就是重庆的故事。好吧，他的电影收了3000多万，然后，他有条件去拍一部融资2000万的电影。虽然《疯狂的石头》这片投入为3，4百万，但从这样一部片子以后，他就一下子完成了一个积累吧，从300万的成本到2000万的成本。那时候，就是他的这样一部地域性电影给人们带来了亲切感，零距离感。如果我们的电影，除非是很大的一个剧作，像《英雄》，像《十面埋伏》，像《黄金甲(blog)》，我要全国范围的市场，那一般情况下，我就会像万玛导演这样子，我不会一下子北京上海广州，我都要，单是西藏，我能够拿下来，就不错了。假设，现在我们上海地区的电影，我们拿下上海以及一些周边地区，像浙江，江苏，苏州，都可以拿下的话，我不一定就非得让东北，喜欢赵本山的人就一定喜欢我上海的东西，那些四川重庆喜欢的人也去喜欢我上海的东西。广东也是一样，广东如果能和香港结合的话，广东的粤语片，本身就能超过一亿讲粤语的人口了，那么这个地域文化，针对中国电影事业，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是将来的一个方向吧。

　　阿木(blog)：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地域性的电影，让我想起，拍一个电影，首先我们应该想到我们的观众，观众的审美，受众群的审美。比如你要做一个战争片，你就得考虑，你要怎样去推广这个战争片。

　　万玛：对，这一个就是推广，一个就是你这片子的整个立足点的问题。对我这片儿来说，一个就是藏青，一个就是青海。像西藏自治区，它的人口其实是很多的，然后云南，四川这样的地方也都有藏民。然后我们目前结合万达院线(blog)，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大学校园的一个推广，我觉得就非常的有意义。另外，在其他的一些主要城市，我争取也能把这样一部片子能够把像这样的一个影片推广能够做好。我是真诚地这样希望着吧。完了我也觉得，在这样系列的推广中，有主有次，这还是有必要的。

　　阿木：是的。并且，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受众群的问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