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柏青：电影批评危机四伏 急切呼唤科学类型

　　进入90年代后期，整个社会转型加速，迅速变革的经济形势毫不迟疑地将电影抛向市场经济的洪流之中。在现实的压力下，中国电影创作迅速转向。随之，正在顺利发展的电影批评也戛然而止，混乱与危机随即出现。当今中国电影批评的现状迫使我们对它再次进行回顾、总结、反思，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我们要重新思考的是电影批评的价值何在？我们究竟要通过影评得到什么？在首届全国群众影评工作会议上，大家把影评的作用归结为三点：一是媒介作用。媒介即桥梁，影评是电影与观众沟通、交流的桥梁；二是信息反馈作用。影评中包孕了广大观众对电影的情绪、反应、意向、评价等各方面的信息，对创作、制片、发行业而言，这是非常有益的内容。三是自我审美、教育、娱乐作用。这是指广大观众运用影评这种形式加深对生活的再认识，从而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提高艺术鉴赏力，娱乐身心，追究下去，其作用还有许多。那么，影评对个人而言，有何实质性作用呢？几年前，有这么一件事：南京军区有位小战士杨华红，在一次全国影评征文比赛中荣获一等奖且名列榜首，给他颁奖的镜头还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南京军区是个非常重视影评的单位，回去后给他记了二等功，他可以暂不复员，留在部队。但他想着家里穷，要赶快挣钱。吵着要复员。以为到地方后凭着这个影评奖，怎么说，也得给安排个工作。哪里想到，地方上根本不买账，他愤而坐硬席，啃干馒头到北京，寻找中国影评学会，以为只要凭中国影评学会一纸证明，打个电话，地方就得听从吩咐。对杨华红此举，我甚觉感动又甚觉凄然。感动的是他对学会的信任，一次得奖终生为托。但他的确太天真了。 在权力机关林立的北京 ，中国影评学会无权无势且无钱，空有几个学者，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除了落笔为文，实无其他能耐。况且，影评得全国大奖固然不易，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难道因此要让人民大众捧着牛油面包向你作敬献之状吗？从某种意义而言，杨华红遭此打击有其必然性。影评人究竟要通过影评得到什么？如果没有必要的思想准备，难免要悲哀与失望。

　　想以影评获利者，趁早放弃影评。 有写剧本致富的，有拍影视致富的，没听说写影评能致富。偶见一些为影坛大腕写的吹捧之作，多得了几分钱，那已与影评无涉。身边发现不少由影评“迷途”知返的朋友渐为发迹，且确有成为大款的。问起发迹经验，答道：放弃影评，投身商海。听了使人感触万千。想以影评做官的更近似痴人说梦。姚文元的时代一去不返，现在影评写好了充其量当个宣传干事，且往往是做官之日，也是其影评生涯结束之时。以影评立功进步是有的，那得有个好环境。像部队这样的地方确实令人羡慕的，但一旦离开了这个环境，也是枉然，杨华红的遭遇便是一例。

　　那么写影评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用了吗？非也！实实在在说，影评对个人或一个单位而言，虽不能带来实利，且是提高文化素质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这些年来，毫无疑问，影评在许多地方是衰落了，但坚持下来的影评组织、影评人反而更加执著了。衰落与繁荣共存，希望与危机同在。我们这些年来之所以对影评始终没有丧失信心，不仅在于影评自身的价值与这种价值正越来越被社会所认识，更在于有那么一批矢志不渝的影评人与影评的组织者，几十年来一直在这一精神的园地里默默地耕耘……

　　呼唤科学的电影批评

　　一想起影评便想起了钟惦棐。钟惦棐在新时期复出之后的第一篇力作《电影文学断想》，除了证明“他还活着”，更证明这位沉沦22年的“大右派”敢讲真话的本性一点未改。此文和稍后写的另一篇文章《对当前电影工作的十项建议》，实际上成了当时电影界拨乱反正的纲领。另一篇有全国影响的大作便是《谢晋电影十思》。当时谢晋连续拍摄了有轰动效应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等片，正在风头上，上海忽然冒出以朱大可(blog)为代表的年轻人，给谢晋扣了一顶“谢晋模式”的帽子，指责谢晋电影是“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声称“谢晋的时代应该结束”，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多数人的围攻。在争论得不可开交之际，钟惦棐出场了。钟老一边肯定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之处”，“不应以锋芒毕露和某些不当而忽视它合理的内核。不可以导演的著名与论者的尚不著名而有所轻重”，同时又幽默地对朱大可指出：“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对谢晋电影，钟老有一句名言：“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概括得如此深刻，令人拍案叫绝！钟惦棐电影评论的生命力在于公正，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从不人云亦云，从不让“主义让位于权力，名词让位于帽子，思想让位于皮条，学术让位于铁窗”。他既重文品更重人品。提出“九分做人一分作文”的名言，所谓“写冠冕堂皇的影评文字不算难，难的在于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文章中要人意志昂扬、正直、无私、忠诚，怎样怎样，自身如何呢？批评不只是文字的事，其中也有作者的人格力量。如果批评者本人精神状态萎靡、猥琐、自私、不道德，下笔千言有什么用？”。80年代制片方请批评者看电影，还不像现在一样时兴送红包，但已盛行请吃饭。钟老反对请吃后抹抹嘴巴就讨论影片的做法，笑道，嘴上挂着油腥子，还怎么批评？！要是钟老知道目前有的批评者要根据制片方送的红包的厚薄来决定如何褒贬影片，真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子？！

　　当今的电影批评，如上文所说，已经危机四伏。即使是那些看似“义正辞严，充满文化”的批评，细加推敲，也缺乏科学性。如这几年对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的《英雄》、《十面埋伏》、《无极》(blog)、《夜宴》的围剿，一度充斥报刊、网络，似乎它们才是中国电影不能振兴的大敌，非扫除不可！然而恰恰是这3个人的这几部影片，一度赢得了全部国产影片三分之一的票房。一边是批评文章铺天盖地，一边是中国电影市场只认这3 位导演，这真是对中国电影批评、中国观众的莫大的讽刺！不是说，这3 位导演的这几部影片不可批评，是因为这种批评缺乏科学、缺乏辩证，缺乏理性。电影有艺术片，有娱乐片，各有不同的批评标准。如果说，一部影片指向主要是娱乐，衡量其成功与否主要应是票房，或者是娱乐的手段、方法是否值得借鉴、探讨，而不是不看对象地对娱乐片大谈什么“艺术”、什么“文化”，然后一棍子将其打死。这种瞎评一气，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批评，其评判的错位是必然的。当前电影界有的学者提出了建构电影批评学的设想，我非常赞同。电影批评学是以电影批评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建构电影批评学首先面临的是批评观念和电影观念的双重变革。如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批评史》中所言：“批评观念的变革体现在：不仅应该将批评理解为创作与欣赏之间的中介性环节以及理论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将批评学理解为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媒介性学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批评理解为‘在’的姿态 ，即不同于有些研究所标榜的‘中立’、‘客观’和‘求实’，从存在哲学的规定上就是‘参与’与‘投入’的那样一种姿态。只有禀赋这样一种姿态，批评才能摆脱许多反人性或非学术的阴影，成为人类精神建构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至于电影观念，比之于批评观念更为重要。每一个批评者都要明白“电影是什么”，即电影的艺术特性、商业特性以及作为文化载体体现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形态的特性，避免了陷入简单、偏颇的误区。这是电影批评与电影批评学得以立足的关键。要改变中国电影批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造就三支影评队伍、三种批评的建设。一是媒体批评。媒体批评以报纸、杂志、网络的编辑、记者为主体，它伴随我国社会的商业化进程，以它的及时、时尚、敏锐，形成了影视评论的“霸权”地位。不能否认媒体文章在引导观众接受新潮流、新趣味中的作用，但也不能低估某些媒体评论的低俗与炒作。我们的愿望是媒体评论能在追求生动、活泼的同时不断走向深刻。二是专家影评。这是指专业的影视批评工作者的评论，包括高校的影视教师对影视理论的学术研究之作。希望这一阵地上的作品更专业、更学术，更权威，与创作实际的联系得更为紧密。三是大众影评。愿衰落了的大众影评能重新火起来。也愿这一类影评更加面向大众。

　　中国电影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风雨历程，正行进在产业化发展的大道上。电影产量持续增长，电影市场不断开拓，电影创作总体上走出了低谷。从2004 年开始，中国电影的年产量持续超过200部，2006年已达到330部。电影频道还拍摄了电视电影112部。新的时代完全能催生出黄钟大吕式的作品。但就目前而言，创作上的问题仍不少。一些鼓吹畸形价值观念的作品，一些渲染邪恶心理的作品，一些远离时代、对社会与人民缺乏人文关怀的作品时有出现。电影评论始终是创作的如形随影的伙伴。批评从创作中汲取营养，创作从批评中获得启示。电影评论也是观众不离不弃的朋友。评论从观众中获得灵感，观众从评论中受到教益。愿中国电影批评在反思中前行，与80年代一样与观众、创作携手并进！

　　主持人语：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中国影评大家钟惦棐先生逝世20周年学术研讨会。由钟惦棐而想到中国的电影批评。中国电影批评史长达百年。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批评已呈现危机。主要表现在思想、理论根基的贫乏，同时，电影批评越来越偏离正常轨道，抛弃了科学的品质，抛弃了审美、求知与思考，逐渐走向了堕落。评论的失足，使读者与观众远离了欣赏、体味电影的健康心态，也助长了电影创作中的不良倾向。当前，准确找出电影批评的症结之所在，建构科学的电影批评观势在必行！

　　演讲者小传：

　　章柏青(blog)，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本文为章柏青供北青报原声讲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