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电影十年关键词：双城的变迁

　　双城的变迁

　　香港著名学者洛枫在《世纪末城市——香港流行文化》中曾对香港的文化作出如此的解释：“由于‘九七’问题的前提困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的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焦虑、不安、彷徨无主而又束手无策的氛围，在不满现状、对前景又充满疑惑与恐惧的群众心理下，‘怀旧’变成其中一项纾解压抑、提供慰藉的途径。这种集体的怀旧意向，表现出两个层面：一是透过美化和肯定过去的记忆和生活内容，或逃避、或反省、或攻击现实处境的种种缺失，由此，过去的生活片段，无论怎样艰苦，都变成了黄金岁月。其次，是透过对自身历史与身份的追寻和寻认，翼求能对混乱的现实理出头绪，并能有所了解，‘九七’问题，为香港带来了强烈的自我意识”、“我们的历史、文化，只寄存于个人的记忆里，或大众文化的影像上，或那些不断散落的文艺刊物及文学作品中。基于这样的背景，香港电影的怀旧热潮，其实是一种追寻自我历史的做法”。香港电影也确实存在着类似的“追寻自我”的意味，如前面提到的“本土化策略”中的“妓女”文化，是对于“自身历史与身份的追寻与寻认”，又如九十年代香港电影所掀起的怀旧的思潮——《新不了情》、《精装难兄难弟》、《92黑玫瑰对黑玫瑰》等。

　　“双城”式的叙事则是这种追寻历史与身份的确认的另一种方式，将已经被承认身份或者正在被承认身份的过程中的“他者”作为镜子而映射出自己的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如香港影评人李焯桃在1988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回顾特刊《香港电影与社会变迁》中所说，香港偏偏是个最没有历史感的城市，对于上一代来说，只是一个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谈不上归属感，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一代，虽有较强的本土意识，却又与中国(历史)更为疏远，以至于旧的历史被有意无意的压抑，而新的历史意识又无法正常的滋长。因而，作为香港的“双城”中的“他者”，并非是与其有着共同的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岭南地区，而是在近代史以来的有着相似经历的老上海(上海文化在九十年代末也曾掀起一股怀旧的热潮)。早期的从上海到香港发展电影事业的电影人如朱石麟、李萍倩等人的电影创作跟老上海有着明显的关系固然与他们的老上海身份有关，但八十年代来的《上海之夜》、《倾城之恋》、《乱世儿女》、《刀马旦》、《我爱夜来香》等则是借助老上海表达自身的身份焦虑。在香港回归以后，这种身份的焦虑并没有马上的改变，张婉婷的《宋家王朝》，关锦鹏的《长恨歌》(再加上之前的改编张爱玲的小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改编自上海女明星阮玲玉的故事的《阮玲玉》)，王家卫的《花样年华》、《2046》，许鞍华的《半生缘》等，在老上海的命运里诉说着香港的前世今生的传奇，有如张爱玲笔下的那咿咿呀呀的胡琴，在岁月的深处望明月远远缓缓的传说……

　　而近两年，同样是在前几年才回归祖国的怀抱的澳门，则成为香港“身份”的确认的另一个“他者”，如彭浩翔(blog)的《伊莎贝拉》、杜琪峰的《放·逐》等，类似的经历使得它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鸣，毕竟，老上海已经离现在的香港太远了……阿木(blog)/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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