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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影片《盲山》幕后花絮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23日12:15  南方周末

  《盲山》:她们是被卖去的

  5月21日,李杨的电影《盲山》在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进行首场记者放映。《盲井》之后,李杨的第二部电影继续以“盲”字打头,这次的主角是一名被拐卖妇女。

  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白雪梅跟着两个“药材商人”去深山里“收购草药”,次日在一农户家醒来,身上的钱和证件全没了。她才知道自己上了当,这家人花7000块买了她做儿媳。这7000块,40多岁的光棍攒了十几年,拿不回钱来,决计不能让她跑了。

  简洁的开篇之后,影片剩下的时间里白雪梅始终在设法逃出这个封闭的山村,一次次挫败,直到片末。英国杂志《TimeOut》的影评人乔夫·安德鲁写道:“影片的结尾很成功———骤然、惊人、强烈———在戛纳的每一场放映,都有观众热烈地喝彩。”

  《盲山》始于大案

  李杨离开北京前往戛纳的前一晚,南方周末记者在他家中看到了《盲山》。略显凌乱的写字台上,电脑旁还压着一张记满数据的纸,其中一条是:1991-1995年,官方公布获解救的被拐女性人数为80555人。

  1999年9月,广东省高院刑事庭的一场审判,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的彭云亲临旁听。这桩案子最终引出了李杨创作的《盲山》。

  被告王秀英是个东北农村姑娘,曾在珠海打工,1994年让人骗卖到广东罗定农村,给49岁的农民郭美南做老婆。她本不从,郭却在兄嫂帮助下强暴了她。她找过当地派出所,却被怀疑伙人骗钱而不受理睬;村里人认为她是郭家花钱买来的,就应该老实听话。王秀英随后怀孕生子,也想安稳过日子,又不堪兄嫂时常辱骂。家庭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王秀英把一杯硫酸泼向兄嫂的两个孩子,并伤及另5名小学生。她因故意伤害罪获刑死缓。

  “为什么一个妇女活生生卖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家都知道,但她就是逃不出来。我们人的眼睛都干什么了?就是逃不出来。”拍完了电影的李杨说到自己的疑惑,还是很激动。

  去年春节后,李杨到四川金堂、中江等地采访,那里是妇女拐卖多发地区。一位朱姓复员军人是主要线人,他曾以公安“协警”身份参与过二百余次解救行动,救出被拐妇女近300人。“‘协警’参加任务时穿制服,但不在编制内。过去一些解救行动其实是收费的,每个人要1200-1500块吧,但是政府部门不能收费,其实就是以这些协警名义收。”李杨解释说,“后来他出来了,个人搞了个法律咨询公司,还是做解救,但收费更低廉了,500-800块。”

  李杨主要采访了公安部门、“打拐办”官员、曾被拐卖的妇女。后者的采访往往颇费波折。“救回来的,大多也不愿回村里,因为这事情很丢人,有的连家里人都看不起。都外出打工了,有的甚至又回去(被卖为人妻的家庭),或是惦念孩子,反正也再嫁不出去。”他只能从她们家人处探知下落,再找过去。

  李杨还采访了一个已经洗手的人贩子,这事最让他受折磨。他跟对方保证自己并非记者,是编剧本的,并答应谈话内容到此为止;“他跟我说到一些跟公安局都没有交代的事情……就是一些暴行,好多女孩子他先强奸后卖,这完全够枪毙好几回的。我当时特别矛盾——你去不去告发他?告发他违背我的诺言和做人的原则,不告发……”李杨说直到现在,他心里还特别难受。

  人贩子给抓过,判了几年徒刑。以前赚的钱都藏着,刑满释放后,他用这钱盖了房娶了老婆。李杨问他,过去的事情跟老婆说了么?他说,跟老婆说了,我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洗手不干的原因出乎李杨的意料。“他说监狱里拐卖妇女的人级别比较低,给打得很厉害。里边最牛的就是政治犯,其次是打架斗殴的杀人犯,小偷就不行了,强奸妇女的花案就更不行,老被修理。他说他给打得受不了,同囚室的都欺负他。”

  “盲”就是“亡目”

  第一稿剧本,李杨写了许多人贩子骗卖女性的手段,他的确好奇,这些女性为什么轻易受骗。他也为此拍摄了相当多的戏份,但最后的影片里,这部分几乎全部舍弃,他不想让这些戏“喧宾夺主”。

  《盲山》选择了陕南一个山村拍摄。有个角色叫郑小兰,在白雪梅宁死不从的时候,有天她抱了孩子来劝慰:你看我也是给卖来的,还不是这样了?先把身体保住才是,不然怎么逃?

  这个演郑小兰的,真就是四五年前从四川一个县城给骗嫁到那村里,才20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我们是拍摄时候才知道的。”李杨说,“她天天来剧组,我们后来就让她演戏。她丈夫不愿意,打她,她就威胁:你再打我就跟剧组走!丈夫没敢再打,后来我告诉副导演让这丈夫也来串个角色。反正是农闲,剧组一天管3顿饭,连她抱的孩子也给一份钱。”

  李杨没有采访买妻的农村男性和家庭。采访当中的许多故事、拍摄过程里的见闻,也并没有全体现在片长95分钟的《盲山》里。《盲山》还是把情节紧扣在白雪梅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出逃过程。

  “这个电影不是谈买卖的问题,是探讨为什么被卖了以后她逃不出去,那些看客……”李杨说,“我讲了一个故事,把人性中我们习以为常、不觉得是黑暗的一些事情提出来强化,这是我想做的。我就像拿一个手术刀,把它切开了,血淋淋地让你看———这是我们人性中有的东西。”

  影片中,几乎所有旁人都和白雪梅截然对立,对她的命运漠然无视。村里干部来收税费时铁面无私公事公办,看见一旁窗里呼救的“儿媳妇”,却只当是人家里私事;逃到公路上的白雪梅拦了辆车救命,司机却要她3块钱,见她身无分文就一踩油门。

  李杨28岁去科隆学习电影,在德国居住十数年,他强调,不只中国,其实在欧洲也有这样的漠视。“在东德有这么一个事,一群新纳粹在殴打几个阿拉伯裔的人,城市很小,警察应该是5分钟就可以赶到的,1个多小时就是过不来,来以后这些人全部消失了。记者走路都走过来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

  “我甚至看到国内一个报道,一个女孩子在汽车上被轮奸了好几次,全车的人都沉默……我们要眼睛干什么?中国的字特别好,‘盲’就是‘亡目’,眼睛死掉了,不是瞎掉,这是两个概念。‘亡目’是眼睛死掉了。”

  “老拍这个干嘛呀?”

  看过电影,记者“质问”李杨:非把女主角设计成一大学生,演员还挺漂亮?就写成普通女性,人长得也一般呢?

  李杨也坦言:不是有意突出猎奇效果。“更多的是我觉得有一种反差在里头:城市的姑娘,突然被卖到这样一个特别陌生的地方,更加有戏剧张力;包括知识结构完全不一样,她是读过书的,那个男人根本不识几个字儿。我的性子很急,本能地喜欢戏剧冲突。”

  不过李杨在前期采访里发现,被拐卖妇女也不乏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有人民大学的一个青年教师、博士,被拐卖到农村六七年,也生了孩子,后来跑出来。学校里也没给她留职位。”

  去戛纳之前,《盲山》经数次修改,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查。

  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曾经在南方周末专访中说到李杨的头一部电影:“如果《盲井》用正常的程序申报,它就是一部非常正常的国产电影。”李杨笑说他也看见了。

  “现在的体制,从我来说要比以前进步一些,至少可以对话,而不是命令你———有好几处,让我修改,我说不能改,原因是什么什么……那就不修改了。”

  《盲井》是走了“地下”,倒也相当有名。在陕南拍戏,一个很小的县城,李杨碰见一家音像店,“我问他卖过《盲井》没有,他说卖过,当年还很火,他都卖了上千张。国内最少我估计卖了100万张吧。所以又爱又恨,恨的是我一分钱没拿到,爱的是群众基础打下了。”

  《盲山》在戛纳放映,国外记者多数关心:这种状况今天是否依旧?李杨必须一再提醒:影片交代了时间是在1990年代初;现在已经好多了,一是外出打工已经非常容易,二是信息不像过去那样闭塞,被骗的少多了。

  《盲山》续写残酷的社会现实,恐又落入“拿家丑给外人看”的舆论窠臼,对此李杨倒是理直气壮:“一个自信的国家是不怕批评自己错误的。

  一个民族要自强自立,首先是要能正确面对自己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毕竟都在逐步解决,电影说的是1990年代初的事。比如农民税收问题,现在取消了农业税,教育问题,我们恢复了义务教育……如果大家都认为中国人在外国的形象(不好),都是因为中国的电影在外边揭露了中国人的不好,我觉得不是。可能中国人在外边的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更直接。我们有钱了,在外边摆阔……这种形象(的作用)比电影强太多了。”

  “美国给我们看了那么多枪战、黑帮片,为什么美国使馆前边还是排了那么多人,没谁说美国那么乱我们不去?都知道那是电影,不是真的。可是因为我们不自信,自己电影里说点什么就紧张。”

  《盲山》开拍前,原来的投资人因故退出了,李杨自己筹集400万元拍了这个电影。他说自己还算比较幸运——两个弟弟都是做生意的。“他们都不希望我拍这样的电影,希望我拍冯小刚张艺谋那样的,挣钱呗。我老借他们的钱。”李杨笑道,“今年过春节回家他们还在说,老拍这个干嘛呀?”

  但是“盲”字头的电影还没完,他还要拍一部,“不多,三部就够了。”

  李杨说,救回来的被骗妇女,大多不愿回到村里,因为这事很丢人,有的连家里人都看不起。 图片由李杨提供

  记者 李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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