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影的复兴和崛起--边缘现实

《在人生的另一边》剧照

   边缘现实

　　对弱势边缘群体的关注，是电影永远不能抛弃的社会责任。《四分钟》里的杰妮其实也属于这种几乎被社会抛弃的人，幸好有克鲁格这样的博爱，能够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一种勇敢的抉择，其后果就是挽救了一条生命，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消磨了误解，不再有边缘和弱者。

　　无论在哪个国家，外裔移民都是最能够体会到边缘和失落的一群人，而它们的后辈则与生俱来的面临这种边缘化的残酷，必须用加倍的努力来争取更多的平等，有时还要作出极端的反抗。费斯-阿金，作为一个典型的土耳其第二代移民后代，在德国这个曾经日尔曼民族主义肆虐的国度，很自然的把镜头对准了身边熟悉的边缘人群。

　　正是阿金的这种充满现实主义的关注，让观众更加清楚的看到了当代德国社会的现状，也为德国电影在十七年之后再一次捧回了金熊奖。没有人再怀疑阿金是否代表了德国电影重新崛起的决心，在关注人性和生存的镜头里，是不分国界和民族的。他的天分与其说与生俱来，不如说是德土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碰撞出的火红，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更为切入的关怀，让人们看到同一种真挚的精神回归。在处女作《死亡煞星》里，加布里尔在黑帮里的挣扎，心中唯一的港湾是回到故乡土耳其寻找自我，让自己漂泊的生涯找到寄托。《solino》中，阿金已不仅仅局限于土耳其移民，他把这个边缘人群的界限扩展到所有的移民，远离他乡的外国人，在生活的泥潭中无以寄托，只有靠思乡的情结来填补内心的疏离感。

　　作为三部曲中的《勇往直前》和《天堂的另一边》，阿金已经逐步的建立起更加宏大和复杂的格局，人与人的命运交叉并不仅仅建立在德国和土耳其的文化差异上，更多的偶然性其实考验了编剧的控制力，同时也要保证感情演变的连贯和顺畅。《勇往直前》里对婚姻的反抗和对德国社会的不容成为一种悲剧性的对比，这种边缘试图融入的冲突带有很大的必然性。而到了《天堂的另一边》里，各种命运碰撞的偶然性，才最终突出了母亲与博爱的伟大，以致于奈嘉最后被苏珊所感动，一个人来到海边，等待出海钓鱼的父亲，不再看到民族的背景和碰撞。

　　阿金所代表的边缘群体关注，在德国电影乃至整个欧洲电影，都是一种超越政治和民族的电影角度。当人们能够正视历史，反思过去，观察现在时，必将能用更宽容博大的未来，融化所有交流的篱笆。董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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