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他其实是个卖火柴的流浪汉

卓别林“流浪汉”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12月25日是一个神奇的日子，耶稣在这一天诞生，送来了爱和十字架，圣诞老人也在这一天开工，往袜子里塞满了惊喜。

　　12月25日也是流尽眼泪的日子，圣诞老人忘记了小女孩的礼物，她在最后一根火柴熄灭之后永远闭上了眼睛，为耶稣庆生的信徒没有顺便哀悼一名不说话的流浪汉，他的名字叫卓别林，在1977年的圣诞去世。

　　卓别林的一生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他用天才的表演为我们卑微的生活点亮希望，当我们因看到希望而大笑，他自己却在苦难中度过一生。

　　——贫穷没什么大不了，它会给你带来自嘲的勇气。(卓别林语录)

　　卓别林在电影中总是把自己置入尴尬的境地，这几乎就是他天生的“技能”。

　　他小时候和母亲，十四岁的哥哥住在一起。哥哥当时已经辍学，在一家邮局做报差。母亲则替一家黑心的工厂做计件工，她的工作是缝罩衫，一打罩衫大约需要花费十二个小时，但报酬只有一先令六便士。母亲的记录是一星期缝五十四件罩衫，工钱才六先令九便士。分期付款的压力很大，母亲经常工作到很晚，但是当哥哥开始抱怨土得掉渣的工作制服时，熬夜赶工就不算什么问题了。这也怪不得哥哥，他一年四季都穿这么一件衣服，朋友已经拿这件事情编了好多笑话。

　　母亲一狠心，凑齐了十八先令，给哥哥买了一套像样的行头。这件衣服立刻成为了家中最值钱的事物，但剩下的钱就不够买马铃薯了，母亲必须在衣服和马铃薯之间做出选择，最后她采取了折衷的办法，用衣服当了七先令，把马铃薯请回来，在周末赎回衣服，让哥哥能体面的上街。

　　卓别林自己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成为了同龄人开涮的目标，不过和一个叫伊娃的女人带给他的屈辱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那次他和母亲一起回家，母亲发现一群小孩围在一起，欺负一名衣不裹体的流浪女人。在母亲的干涉下，小孩子四散着跑开了。这个时候，流浪女人突然认出了母亲，“莉儿，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伊娃呀。”伊娃是母亲在歌舞团表演时的同事，她认出了她。这让卓别林感到非常尴尬，因为那些孩子都看到了，他们家有一个乞丐朋友。讨厌的伊娃还多嘴的说，“这不是查理吗，你记得我吗，我还抱过你呢。”卓别林越来越讨厌她了，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母亲竟然把伊娃带回家，把一些旧衣服给了她，还给了她一点钱。

　　在当时，卓别林根本想不通母亲的所作所为，当他理解的时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了。

　　——没有笑声的一天，是白活的一天。(卓别林语录)

　　小卓别林初次体会到成功的滋味，是在参演一出名叫《吉姆》的话剧之后。排练的时候，卓别林发挥的很好，得到了同事的赞许，但是在正式演出之前，他却紧张的很——远比同龄孩子第一次上场时更紧张，因为从一个底层的孤儿(他的母亲因为精神问题，已经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到令人羡慕的演员，这个变化实在是太惊人了。

　　紧张感只持续到他入场前最后一秒，当他走到舞台中间，立刻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里将是他创造奇迹的地方，他天生就属于这里。卓别林的表演棒极了，尤其是他的台词，非常出色，他能将那些平淡无奇的对白说的很有趣，观众都被他逗笑了。很难想象的是，他不怕念台词，但一些需要肢体动作的地方，却有点僵硬，比如沏茶的那场戏，尽管排练了多次，他还是记不起该先放茶还是水。谁能想到，多年之后，当他用表演征服世界的时候，正是用当年最不擅长的肢体动作呢。

　　可惜的是，《吉姆》只能算做一出平庸的剧，剧评人发挥尖酸刻薄的天性，把剧组从编剧到导演，从演员到布景都狠狠的骂了一遍，所有成员都被阴云笼罩，惟一的例外就是卓别林。因为，多家报纸都提到了一位演配角的小孩，称他为“让观众保持修养的小机灵鬼”——如果没有卓别林，恐怕最绅士的人都要提前离场了。

　　《吉姆》很勉强的演了两个星期，卓别林又开始排演其它的戏，不在剧团时，他会回到狭小的房间里，很哥哥住在一起。这个时候，母亲的病有了很大的进步，哥哥问他要不要让母亲来看他的演出。卓别林考虑了一会，认定还是他们去医院看望母亲比较合适。

　　母亲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没有完全恢复，她还神秘兮兮的告诉卓别林哥俩，“回去的时候可得记着路，要不然他们会把你们都关在这儿的。”

　　——我对美国已经没有什么用了，要我回到那里，除非耶稣当总统。(卓别林语录)

　　1947年，在《大独裁者》上映后的第七年，卓别林拍摄了他的第二部有声片《凡尔杜先生》，之前卓别林已经因为一些个人问题，还有被指责同情共产党的谣言搞得焦头烂额，《凡尔杜先生》的剧本花费了他三年时间才完成，最后实际拍摄加后期剪辑却只用了三个月——这也是这部电影制作发行过程中最顺利的一段时间了。

　　影片上映之后，美国观众被凡尔杜的演讲激怒了，电影联合会打算禁映这部影片，理由是：抨击社会制度、传播不健康的价值观。不过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这部电影还是正常上映了。首映安排在纽约的一家剧院，但看起来更像是审判所。一些记者质问卓别林为什么不加入美国国籍，卓别林的回答很巧妙，“我做的是国际买卖，75%的收入来自美国之外，反而是美国从中抽不少税款，我应该是你们‘尊敬的客人’”。一些退伍士兵的代表则提起了他们在二战中的英勇表现，并为卓别林不入国籍的行为感到羞耻。卓别林告诉他们，“我的两个儿子也参加了那场战争，我可从不把这些事情拿出来炫耀。”但接下来，场面开始失控，一些记者直接问卓别林是不是共产主义者。

　　记者的攻讦刚刚结束，电影放映之后的酒会就开辟了第二战场，到场的150人中，没有几个喜欢卓别林的电影。之后，这种情绪在全国弥漫开来，美国人被煽动了，他们把卓别林当成了恶魔。一些地区还有激进团体要求当地电影院停止放映《凡尔杜先生》，否则就号召更多的人不去影院看任何片子，部分影院老板只能屈服，导致影片票房一塌糊涂。卓别林意识到，他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但是，倔强的卓别林不愿意就这么任人宰割，他在一篇文章中公然和好莱坞宣战：“我决定公开宣布我的意见。你们都知道，某些造谣生事的人，把我当作“反美分子”来看待。这只是因为我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不一致，而且好莱坞的大人物们认为可以扫除任何不合意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告诉他们，好莱坞已经濒于死亡。电影是被称为一种艺术的，但在美国它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数不清的胶片在机械的旋转。不久以后，我可能会离开美国，在那个度过余生的国家里，重新成为一个普通人。”

　　这封公开信将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战争推到了最高潮，《魂断蓝桥》的男主角罗伯特-泰勒称他为一个危险分子，应该被送到无法生存的地方去。一些国会议员则要以叛国罪起诉他，记者在一旁添油加醋，加州的一家报纸甚至号召美国人凑钱，给卓别林买离开美国的船票。

　　于是，这名给世界带来笑声的人，在嘲笑中离开了美国。卓别林有着非凡的勇气，在这场战斗中，他从来不曾屈服。但也感到了巨大的伤害，觉得自己像被剥光了衣服，成为了一件展览品。当他踏上返回欧洲的旅程时，心中感到一阵酸楚，而身边寥寥的几位朋友，则让他想起了母亲，那位曾搭救流浪女的伟大女性，如果还在世的话，一定会勇敢的站出来，将尴尬的处境化于无形。香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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