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科夫斯基 挽诗写给自己

　　“糟糕的想法，没人需要你，你在自己的文化里完全是个异类，你无所贡献，你不存在。但在欧洲，或者任何一处，若是有人问：谁是苏联最好的导演，答案是——塔尔科夫斯基。”

　　——塔尔科夫斯基1973年日记

　　诗人之血

    1983年，在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因肝癌客死巴黎的三年前，他写信给父亲，抱怨政府迫害自己。说拍电影20年，其中有17年都在失业；说某某人在戛纳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吧)使尽卑劣的手段(“尽管都是一些相当愚蠢的法子”)只为不让他的《乡愁》得奖；又说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20周年纪念展，他的同事一个都没去，“他后来开枪自杀肯定与此有关”，可自己50岁生日时不仅没有展览，电影杂志上“连条消息都没登”；“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他们在《苏联电影》上称呼我为‘伟大的电影导演’，而且我给他们挣了很多钱……”这封信的落款是：您的儿子，郁闷的、饱受折磨的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寄出这封信前不久，塔尔科夫斯基流亡意大利。

　　职业诗人都是从骨子里的没落贵族：身体孱弱、精神高尚，过分的热情和敏感让他们一辈子不得安宁。其中的一些年纪轻轻就郁闷而死，另一些稍有行动力的则难免穷困潦倒、颠沛流离。苏联诗人阿尔谢尼伊-塔尔科夫斯基算是后者。他也曾尝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但他与女演员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短暂婚姻被证明是一次失败，然后他踏上战场，英勇无比地丢了一条腿。一户人家里有一个塔尔科夫斯基已经是灾难了，但这个不幸的家庭竟然出了两个：阿尔谢尼伊的儿子安德烈的血管里，毫无疑问，也流淌着诗人的血液。两个人是同样的狂热、刚愎自用，且无可救药的天真。所不同的是，父亲用笔写作，儿子则使用摄像机。

　　在苏联拍片的日子里，塔尔科夫斯基的作品在三大电影节频频获奖，并和伯格曼(伯格曼吧)、费里尼一起成就了一句电影史佳话：这三个人被后世推崇为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但苏联官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认可的东西必然有问题：禁止他拍片，他的影片被禁映，他本人也四处挨批，批判的理由荒谬得让他瞠目结舌，比如：“《安德烈-卢布廖夫》的结尾，鲁勃廖夫的圣像在淋雨，你是不是想以此说明，现在和过去一样，没有很好地保护艺术作品？”没人理解他，找不到人支持他，那孤独深入骨髓。

　　他1978年就知道自己罹患癌症，在不多的生命中，他拒绝了苏联优越的福利待遇，而是选择在异乡颠沛流离，用最后的时光谱写了《乡愁》、《牺牲》两部恢宏决绝的警世之歌。

　　塔尔科夫斯基去世四年之后，苏联变成了俄罗斯，艺术家们不再遭受往日的禁锢，但俄罗斯电影艺术再也未能超越塔尔科夫斯基的高度，性和暴力取代了艺术的光芒，充斥在影院的银幕上。塔尔科夫斯基和那个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

　　另一位电影大师，诗电影《石榴的颜色》的作者帕拉杰诺夫有这样的设问：“这个诗人的儿子，这个不能随遇而安、无法及时行乐的圣徒，这个抑郁一生、愁绪未尽、客死他乡的俄国人——塔尔科夫斯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是呀，诗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荒芜的、分崩离析的年代，这是一个没有了塔尔科夫斯基和诗歌的年代，人们时常感到孤单，但再多泪水也无法将我们的目光洗刷得更纯净。

　　彻骨乡愁

　　塔尔科夫斯一生只拍了七部完整的电影，每一部都是艺术电影的教科书，其中以《乡愁》最为决绝，也是他流亡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斯大林去世后，无数苏联知识分子逃亡到西方，塔尔科夫斯基也是其中之一。倘若回国，等待他们的无非是三个下场：1、吊销护照；2、禁止拍片；3、像像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伊凡-杰尼索维奇一样，成为古拉格群岛上的一员。尽管如此，塔尔科夫斯基还是反复对人提起：“我不会在国外待太久。我没有料到，《乡愁》中那无穷无尽、郁闷痛苦的思乡之情，竟成为我无法改变的命运。我没有想到，从今至死，我的生活将永远背负着这种沉重的思乡病。”

　　序幕。黑白影像中的俄国大地，清晨氤氲的雾气、木屋、茫茫草原上未上鞍的马，妇女和男孩从景框边缘走向远处的家，还有尾随他们的狗……这正是塔尔科夫斯基魂牵梦绕的家乡。实际上，故乡带给他的只有灾难。

　　异乡没有“死去活来的悲咽”，但塔尔科夫斯基依然选择故土。《乡愁》中讲到一个被放逐的俄国音乐家，这个音乐家从意大利回到祖国，却被贬为农奴，然后酗酒，最后自杀了。他为什么要回去？因为——“只要身在异地就必定寒气彻骨”，正如俄罗斯的文化土壤是塔尔科夫斯基的创作之源。他在《乡愁》中以此自嘲：半裸的金发女翻译在房间里引诱俄罗斯诗人：“你们整天思想什么自由，其实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你们得到它时只会不知所措。”俄罗斯人是一群为信仰而生，也为信仰而死的人们，因为“总有比快活更重要的东西”，对于塔尔科夫斯基来说，对艺术的信仰是他的致命疾病。

　　流亡生涯的苦难并不只有去国离乡的悲恸。在意大利，塔尔科夫斯基很快感受到了工业时代“美丽新世界”表层下的贪婪、虚伪和拜金，对这一切的本能抗拒，使这位“被国外广泛承认的，代表俄罗斯艺术的，‘偶像般’的重要人物”，不但“失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而且成了一个“不合拍的局外人”。

　　《乡愁》中的多米尼克——世界上最伟大的疯子，在他眼里，现代文明建立在罪恶之上：“这是什么世界？！”“人们脑子里满是污水管道！”他把家人禁闭在屋子里长达七年，只为让他们免遭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爬上罗马皇帝奥勒留的雕像，冷静地说：“音乐”，然后点燃了自己的身体，火光闪过，他顷刻成了一支燃烧的蜡烛，照亮了罗马大地。贝多芬的《快乐颂》激昂地响起，拯救世界的祭献仪式达到了高潮——“一个人能够重建他与自己灵魂源泉的盟约，以此恢复他与生命意义的关系。而重新获得道德完整性的途径是在牺牲中奉献自己。”

　　《乡愁》之后，1986年他又在异乡拍摄了最后一部电影《牺牲》，然后他和他的诗电影就像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样，永远成了艺术电影祭坛上的牺牲。 伊丫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