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手记：阿巴斯，从巴黎飞来的人

　　当我把从北京街头买的《十》的DVD送给阿巴斯时，拍摄这部电影的阿巴斯显然并没有想版权问题，而是问哪里可以买，他也想买些送给朋友。事实上，今天大部分人看阿巴斯电影都是通过这种“非正式”方式。就此，我联想到今天中国普遍存在的“非正式”状况，例如，之前崔峤策划在国内展出的文德斯摄影展也是同样的状况，跟艺术家的直接联系对促成展览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国内的博物馆在资金、办事体制上和国外有很大的差别，按照所谓国际通行规则进行馆对馆的沟通往往失效。

　　这就是今天中国文化景观的一部分：虽然中国正在高速发展，但是社会、文化的丰富性和组织系统的有效性还很有限，阿巴斯这样的导演，在法国可以得到艺术院线的票房支持和《电影手册》的持续关注，也曾获得日本的文化大奖，在韩国环保组织赞助下拍摄纪录片，美国的现代艺术馆也曾策划他的个人展览，而国内并没有类似的“正式渠道”发挥积极的沟通、策划作用，显然，这不仅妨碍了阿巴斯这样的外国电影导演的进入，也同样限制了国内艺术家生长、进而走出去的可能性。幸好，灵活的人仍然会从朋友圈、从地产商等等途径找到临时的、非正式的机制来解决问题。

　　也因此，伊朗人阿巴斯从巴黎飞到北京，也许正暗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上仍然存在某种“非对称状态”：欧洲和美国凭借过去积累的资本仍然拥有文化上的强大容纳力和生产力，保证了他们可以迅速地接纳各种信息和人物，而伊朗和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往往要通过“西方中介”了解、刺激出更多的交流。有趣的是，阿巴斯在伊朗，也曾经借助体制内的机构拍摄影片，但是目前他也利用国际网络来制作影片，不过有些影片已经无法在伊朗发行，当地人也是通过盗版DVD来看他的电影。类似的，贾樟柯这样的导演，似乎正在走和阿巴斯类似的生存之路，只不过商业票房的压力似乎要比制作环境限制更大一些。

　　对导演、艺术家来说，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度毕竟是好事，但是，没有人知道中国电影—文化-社会的容量限度和可能性到底如何，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忙于应对眼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