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计划开幕第一场精彩预告《满山红柿》

《满山红柿》海报

采访尾形腾志先生

小莲和小川的最后一张合影

在渡边家拍摄，一起合影留念

　　小川绅介在《满山红柿》里，用摄影机不动地拍了一星期红柿由鲜红变为灰黑的风干过程，日出日落物换星移。

　　用生命捕捉生命，怎么会不动人？

　　而我们等待一部好的纪录片，又需要多少时间？

　　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遗作，

　　知名导演彭小莲亲自执导，

　　中国大陆唯一场放映，《满山红柿》

　　2008年3月31日晚上七点整，收到此通告的诸位纪录片迷，请来新天地电影院赴约。让我们痛快吐纳掉焦虑繁忙的星期一症状，和熟悉或是陌生的人坐靠在一起；让最真实的自己，在别人的故事里尽情的放声哭，大声笑，以黑暗的名义！欢迎所有可能的观影者，自主地在电影院集结，或是事先不张扬(blog)地秘密前来。

　　芭芭拉在《奉献》中说，“小川工作室留下了18部电影和山形国际电影节，在他们身后，还有几千万日元的债务。在过去的30年间，500人借了840万给小川工作室。在1999年12月31日，小川工作室关闭。”正是在最后这个艰难的时刻，百石洋子为《满山红柿》找到了彭小莲……

　　剧情简介：

　　大陆导演彭小莲九六年突然接到一个拍摄计划，教她受宠若惊。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遗孀指定要她完成丈夫未竟的作品。小川历八年时间寻找消失中的村落，拍摄《牧野村千年物语》(1986，17届)期间搜罗了柿子的故事，剪好四小时长的毛片后因病搁置下来。本片难得再现他怀着无比虔敬走进现实生活的画面，一句平常话，亦自有生活与岁月的沉淀。有这么一幕：老妇人一面细意包装柿子，一面祝愿吃柿人身体健康；屋内满晒阳光，窗外满树红柿。生产与消费的亲密关系，看着教人动容。不知不觉间，眼前的桃花源正在消失……

　　相关链接：

　　经典旧片：彭小莲与纪录片《满山红柿》

　　继贾樟柯之后,“先锋光芒第二回:华语十人展”30日迎来第二位导演彭小莲。

　　这次先锋光芒向广州观众推介的是彭的“上海三部曲”：《假装没感觉》、《上海伦巴》和《美丽上海》。其实在彭小莲的履历上，赫然也有纪录片的创作历史，包括《满山红柿》。这部90分钟的彩色纪录片是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然而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遗作，由彭小莲受小山遗孀邀请帮助完成。

　　这个拍摄计划是彭小莲在九六年突然接到的——她的故交、小川绅介的遗孀指定邀请。小川历八年时间寻找消失中的村落，拍摄《牧野村千年物語》(1986)期间搜罗了柿子的故事，剪好四小時长的毛片后因病搁置下來。

　　《满山红柿》是在小川导演未完成的《牧野物语·红柿编》的未公开素材的基础上，由彭小莲追加进行了一部分摄影工作，并剪辑出片。小川导演所表达的对于乡土世界的眷恋，对现代化的反思，同样由彭小莲继承完成。

　　银幕上，农家院子的走廊下一排排晾晒着柿饼。镜头一转，是柿子树枝头挂着的俗称“守护柿”的两三个柿子的画面，冬间附近的藏王山系中的群山则作了背景。“GAMOSU”的音乐声中，小川绅介的旁白静静流动：“日本的这种‘村落’，已经在极其自然的消逝中了；我们关注到了又如何呢，它也在我们的惋叹中，匆匆地消逝着。”

　　该片的结尾，镜头中出现了这部片子制作过程的十几年中、已经过世的参与者们的容颜，当然也包括小川绅介导演。《满山红柿》最后以大鼓“咚”地一声敲击结束，仿佛世界突然陷入静寂。

　　《满山红柿》主要制作者：

　　小川绅介(OGAWA Shinsuke　1936-92)

　　1960-64、在岩波映画制作所工作。1966独立制作了“青年之海-四个通信教育生”、成为他的记录片处女作。1967手创小川制作室，1968-77年和工作室的伙伴们一起住进“成田机场建设反对派”的村子里，和他们共同生活了8年，并制作出了“三里塚系列”共计7部作品，充满强烈的社会抗争色彩。

　　70年代后半期，为了了解日本农民的生活以及农村发展概况，小川特别将工作室转移到山形县上山市的牧野，随着当地农民一起稻耕，拍出了《日本国古屋敷村》和《雕刻千年的日晷——牧野村物语》(“1000年刻みの日時計-牧野村物語”)两部作品。

　　1988-89他着手参与准备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特别是为了亚洲单元的建立而四方奔走。

　　1989年在第一届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他的呼吁文章《声援、互助，让导演由山形诞生！》(皆で応援、助けあい、作家をここから生み出そう)作为“亚洲宣言”而被采纳。

　　田村正毅(TAMURA Masaki　1939-)  摄影师

　　从岩波时代就成为小川的亲密盟友，在1968年的《日本解放战线——三里塚》一片(“日本解放戦線·三里塚”)后，就成为小川的主要御用摄影师，一直到《雕刻千年的日晷——牧野村物语》(1986)为止，和小川共同战斗多年。同时在其他电影制作中也非常活跃，从柳町光男到青山真治，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小川对他镜头语言的评价是：“具有通过长时间凝视某处风土而来的黏着力；不受剧本局限、对镜头人物的魅力保有敏感反应。”

　　彭小莲(Peng Xiaolian 1953-)

　　1953年6月出生，湖南茶陵人，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blog)导演系，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杰出女导演。

　　彭小莲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为主人公，她注重于女性在新时期个性的释放的表达，特别是能细腻入微地传达女性的内心情感变化，又能触及到与此相关的社会根源性问题。

　　1998年，彭小莲执导了影片《上海纪事》。该片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上海解放这一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描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接管特大都市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获得1998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

　　林忠良(Jong Lin 1958-)

　　台湾人，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科，国际知名的摄影师。与彭小莲共同完成《满山红柿》的后期拍摄。其镜头语言具有丰富的质感和色彩感觉。

　　《日本导演小川绅介让我感悟到的》

　　今年的二月七日我在纽约东三街的电影院里放映《满山红柿》，当最后跟观众对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一天正是影片的第一任日本导演小川绅介去世13周年的纪念日。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充满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在那一刻，我发现原来死亡并不可怕，当一个人离开我们后，他留下了比他生命更长远的东西，而那东西里面还有他的精神和灵魂。我们不仅在银幕上看见了栩栩如生的小川，我们又一次听见他急速又敏锐的提问，更加让我们激动的是，他的思考、他对人生的认识，连同他的电影一起溶入我们的生活，这些都成为永恒的。世界原来是这么神奇和丰富，在生和死面前，小川让我超越了恐惧。

　　《满山红柿》是小川在85年拍摄《古屋敷村》的时候拍下来的，当时他非常喜欢关于村子里的人手工制作红柿子的故事；可是放在《古屋敷村》的影片里却又显得那么不和谐，有点多余，于是他把这个故事从影片里面剪掉了。长达十七个小时的胶片就那么完整地存放在仓库里，呆了整整16年。一直到他去世六年以后，他的夫人白石洋子终于筹集到部分资金，于是决定把影片补拍一部分，再做最后的努力，剪接、混录配上音乐将它完成。花了很多努力，洋子找到了我。

　　很多人都会问，一个日本人怎么会找你，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做故事片的导演来完成小川的作品的呢？当我在日本山形农村偏远的村子里补拍和做剪接的时候，教日本电影的美国人马克也是这么问我的。他听完我的故事，他甚至以为我应该把这个故事，放到电影里面。但是，我知道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完成小川最后的片子。

　　是小川让我对日本人和日本的文化开始了新的认识。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母亲朱微明当时是新四军“前锋报”的总编，因为汉奸的出卖被日本人抓去，在囚车上，他们就开始鞭打母亲，然后将她关押在男犯人的牢狱里，她独自躺在湿腻腻的泥土上；更恐怖的是，夜晚日本兵试图调戏母亲，她嘶喊着，那绝望的呼喊把她的形象撕裂得支离破碎；所有的男犯人隔着监狱的铁栅栏，集体喊道：“不许日本人调戏妇女！”“日本人滚出中国去！”日本兵在惊恐中逃跑了。在鞭打和受尽凌辱后，新四军终于帮助母亲逃出了监狱。

　　父亲彭柏山，当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在传达新四军的重要决定的时候，因为叛徒的出卖，和警卫员一起被日本人抓去关进了宪兵队……同样在受尽折磨以后，在搬运军火的途中，从那里逃跑出来。几十年以后，他的身上一直残留着日本人鞭打的伤痕；母亲由此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对于日本人的仇恨，就这样和着父母的命运一起延续下来，流入我的血液。直到有一天，我在小川的工作室对他叙说着这些往事的时候，小川低着头默默地听着我的叙述，他沉默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小川会是怎么想的，在那片沉默中我感到一份惊恐，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紧张在我们中间蔓延着……持续了有那么一会儿，小川突然抬头跟我说：“我们日本人对你们中国人是有罪的！”他说的是“我们日本人”，他说了“我们”。是的，他把自己也放进去了。他把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加在自己的身上，他为这段黑暗的历史背起沉重的负罪感。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日本人是和日本的政府，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必须要分开来认识。更多的日本人是正直的，有良心的。他们在自己国家丑恶的历史面前表现出了正义。是花了很久很久的努力，我也在努力，努力去理解日本人，去仇恨日本的军国主义。特别是今天当我看见日本某些人又在那里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所犯下的罪恶，当我心里充满着仇恨的时候，我还是知道，在我心里的那个角落，在我心的深处，小川依然是我深深热爱的一个日本人，一个伟大的日本人，他不仅为日本留下了伟大的文化，他给世界留下了一笔丰富的财产。

　　记得在山形的小村子里剪片的时候，外面开始下雪，屋子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洋子特为给我买了一个暖风机，白天的时候就把它放在剪接室的门口，对着小屋不停地吹着。但是，我似乎从母亲身上带来了先天性关节炎，到了这么寒冷的冬天，即使穿着大棉裤，关节炎还是发作了。膝关节疼得不能弯曲，常常是坐下来就很难站立起来，我似乎都能听见骨头与骨头之间发出的摩擦声。那时候，我不知道日子是怎么渡过来的，早晨起来，还没有明白一天将会如何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剪接台前了。小川当年的副导演见角先生，他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只需要将小川拍过的胶片放到转盘上，拧动了开关就可以工作了。时间，突然就在那个瞬间消失，一切都不存在于我的意识和记忆中，来来回回地看着小川拍摄的东西，我体验到一种难以表达的快乐，那种着迷和享受是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会激动。我似乎感觉到小川的存在，我从流畅的电影语言里面感觉到小川的生命，他对人、对情感以及对村子的热爱。一点一点渐变的灯光里，让读到日本文化的一种人文气质，还有村间柴草的香味。

　　小川拍得那么完美，以至于我不知道从那里下刀子，我总觉得他拍的所有的素材都可以用上去。但是，电影还是受限制的，我必须来来回回地在机器上回放，审视着，希望找到最准确的下刀的地方。出门来山形的时候，我的摄影师林良忠就跟我再三关照着:“一定要好好剪，不然人家会说，这么好的一部电影就让一个中国女导演给糟蹋了！”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感到一份恐恍和惧怕。

　　2002年初的时候，影片在柏林电影节放映的时候，五、六百人的剧场坐满了观众，当最后响起热烈的掌声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向小川交作业了，我完成了他的作品，我无愧于自己的名字作为第二期导演出在字幕上。

　　2005年二月，在纽约东三街的电影放映结束后，我坐在Stella教授的办公室里，我在回答她的提问。我不停地说着小川，我突然发现，完成了小川的《满山红柿》以后，我拍的电影《假装没感觉(上海家族)》《美丽上海》突然沉静下来，在捕抓细节的时候有了点灵气，不再那么愣头愣脑。似乎对人物的刻划上，我也多了一份含混。我渐渐地看明白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人的悲观并不是由于发现了恶，而是由于发现了含混。怀疑之穷追不舍，宇宙讳莫如深，把人引向悲观的最后一个层次。它比痛苦更甚，那就是开始了恐怖。

　　但是，小川在自己一生的追求中，在他同样充满了茫然和困苦地寻求里，他在作品里为我们留下了希望，留下了一份真诚。他说：“拍电影是来描写人的心灵。想在描写心灵的同时，和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勇气，分享活下去的幸福，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斗争的勇气。再进一步讲，要把这些都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

　　文：电影导演、作家彭小莲

　　供稿：《人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