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在片中饰演梅兰芳

　　在戏剧和电影中间，只有人物之间的关系才是最值得重视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演一个独角戏。当你和其他人物都不发生关联的时候，你的表演，至多是自我欣赏，不会更多。

　　我不同意电影的后半部分沉闷的评价，影片在抗日战争这段，我认为是前头所有故事演进的结果，挺有力量。我们并没有刻意地说我们一定要在一个电影中间，永远保持一个节奏，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段是有可观的，恰恰是电影中在表现梅最有力量的一段。

　　梅兰芳经过前面那么多事情以后，逐渐变成一个沉稳、刚健，所谓生死置之度外，从容不迫的大人物。他原来不是大人物，在与日本人之间的纠缠里，他特别自如的成了一个大人物。

　　《梅兰芳》以外

　　中国电影不必悲观

　　我现在不大上街。原因是因为我的北京已经消失了。

　　北京是我的出生之地，它的节奏和生活方式被中国现代化发展给改变了。这种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变化很残酷，甚至充满了暴力。我们现在不再住在四合院里，城区里高楼越来越多，基本上没有了胡同。老北京的建设寄托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当时的理想，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安详的生活方式，都变了。

　　在文艺上，上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短暂的文艺复兴，最后还是让位于国家经济发展，中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国家。同时，电影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它跟其他行业一样，有一个很痛苦的蜕变期。痛苦、衰变也好，都是需要时间的，五年、十年都不算长。

　　所以，我们现在得学着摸索些新的规律和新的表现方式，你找到规律，你才有可能有比较大的发展。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个人的事，这是一个时代的事。我自己就觉得很荣幸，我参与了这样一个时代转换过程中间新的规律的摸索，这中间一定有困难、曲折，我觉得都很正常。只有经历了这些之后，才能慢慢成熟起来。

　　对不同时代的导演来说，都有他的困惑。刚刚解放以后，那些习惯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拍电影的那些上海导演，也经历了痛苦的蜕变，要转入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候的演员、导演也有他的困惑和不适应。

　　我觉得导演可以是时代的产物，也可以不是。我所扮演的角色太小了，在今天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时代的改变不是预先通知的，说来就来了。我同时觉得，时代是最有力量的，我们是应该顺应的，而不是抱着一个排斥、抱怨的态度。时代就是这么转换的，应该把这种转换看成常态。我觉得我们的艺术也应该在新的时代找到新的存生方式，这很难，但是不是不可能。

　　30年改革开放进程， 30年来巨大变化带来的结果，我有幸亲眼见证。短短几十年，经历了多少极端？ 我也看到价值观的变化和体现。比如人们的观念变化，从集体到个体，一个集体主义社会，开始注重个体的价值，通过整个社会的运作，使个体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基本粒子，好的个人造就好的社会。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一个求同的时代，最终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会被未来的中国人接收？这要经过好长时间才能确定。同时也要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能从传统中接收什么东西，现在还没有决断。

　　《无极》的遭遇可以这么看，我本人和谢晋导演一样，在很多事情上是没有经验的，我宁愿把它的遭遇看成是在影片上映前，我介绍和引导的工作不够。其实说到底，好像在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里，你要过关，面对的一个选择，你选什么？这个可能没有跟大家说清楚，我觉得结果也非常正常。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还是应该主动适应这个时代，不要被动拖着走。因为时代的到来，不预先通知。这也是我做人的态度。梅先生也是这样，他是不反驳的，这样比较好。艺术家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我一直是接受的。

　　我觉得我一直没把自己当作一个了不得的人，也不是我经历佛教，我有忍辱之心，而是我觉得你不能够要求，不然你就是霸道，你不能要求别人和你的想法一致，从一个很平等的心去看你自己的事情，不要成为你自己的障碍，专心去做这件事情。不管什么事情到第二天，都忘到九霄云外，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面去。佛家教我们说，你要像掸落尘土一样的，把你自己所有的心思、你的忧虑挡掉，不复存在，我希望我是这样的，这样挺好。

　　现在，好莱坞电影现在也遇到了挑战，现在在日本，日片的上片率占了整个市场的60%，美国人现在开始拍日本电影，占得市场份额很大，这个现象我觉得也会发生在中国。在中国观众接受好莱坞价值观的同时，中国的价值观相对于美国也会产生影响。所以，中国电影也不必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