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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大家对张国荣和黎明的这种比较,我觉得挺自然的,其实是出于对张国荣的爱。我后来看我们拍摄的纪录片,黎明第一天拍戏,他上了妆,穿着长衫,脸色非常凝重,不断撩起自己衣服的下摆,在摄影棚的走廊里缓缓地走来走去。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愣住了,我不知情,我不知道他这么煎熬地在磨戏。那一瞬间我挺感动,也挺感激他。他面对着压力,面对着很多的怀疑,面对着内心的紧迫感,接受了这样一个角色,演了,而且演得不后悔,这证明了他是个真正的演员。
人物周刊:用明星演员是考虑到他们的市场号召力吗?
陈凯歌:我觉得他们演得挺好,我都已经忘了他们是不是明星,也很高兴有幸和他们在一块工作。
我觉得孙红雷很好,他善于作深入的内心刻画。演员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对自己有要求、不放弃,敢于去演没演过的角色,而不是在意一时一地的得失。孙红雷是个戏疯子,他为了演邱如白,放弃了很多现实利益,广告啊、高片酬啊等等,他都不接了,专心致志地去做邱如白,做这样一个戏。
京剧在中国一度是太重要了,
现在又太不重要了
人物周刊 :《梅兰芳》很容易就让人想起《霸王别姬》,两部片子都和京剧有关,你对京剧特别有兴趣?
陈凯歌:我对(京剧)掌故比较熟,谁是什么风格、梨园界的曲文,我知道得多,就觉得这个行当里面的人,特别的生动,特别的丰富,待人处世的方式也跟一般社会上不一样,他们的世界挺封闭的。知道得越多,越觉得京剧之所以成为京剧,是有好多原因在里边的。可我不能算是一个戏迷,不熟一二百出戏是不能叫做戏迷的。京剧在中国一度是太重要了,现在又太不重要了,这就是时代的力量。
人物周刊 :你说京剧“现在又太不重要了”,我想知道,和京剧息息相关的梅兰芳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了解他?
陈凯歌:我觉得,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很多的资源,文化的、精神的、传统的资源。一般来说,作古的人物会在两个时间段被提出来:一是国家兴盛的时候,大家会想起为此做过铺垫和贡献的人;另外就是国家遇到难处的时候。我觉得2008年是中国同时遇到这两个情况的年份。
改革开放30年结出成果,到了第一个时间点。第二个,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今年会出现这么多灾难。但这么大一个国家有些事情总归是会发生的。遇到这么大的状况的时候,中国人精神上的后备资源是什么?我们之前的人遇到了许多困难,我觉得梅兰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即使在患难中他身上也有一种力量,他的沉稳刚健和从容不迫,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家。
人物周刊:京剧的现状是不是有点尴尬?
陈凯歌:我不觉得尴尬。我一直认为京剧是个很时尚的艺术。经过“文革”,大家都忙忙碌碌顾着别的事了,时间一长离它远了,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但它是很时尚的艺术,在它兴盛的时代,有一点身份的人要是不懂京剧,那是没有谈资的。今天我们叫走穴,那时候叫堂会,梅兰芳先生在堂会上的收入跟今天的著名艺人相比,是只高不低的。我们知道的很多著名演员都是梅兰芳的徒弟,你不能想象,像胡蝶这些演员都受到过梅先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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