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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一定会再站出来做一些事情,让大家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的。”
记者:现在回看《长恨歌》,当时是你从商业路线转文艺路线的一次尝试,“王琦瑶”这个角色又需要极高的演技,那时你的心理压力是不是特别大?
郑:王琦瑶的年龄跨幅很大,而且最难的就是要讲国语,因为国语不是我的母语。我好害怕。每天进片场,我心里面都在抖(笑),虽然我不讲给导演听,但其实很害怕。虽然我在之前也做了很多训练,跟老师每天练,一句一句慢慢练,但到现场还是有一种沉重的压力。因为大家都讲国语,你只要讲错一句,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所以现在如果再让我拍一部需要讲国语的电影,我需要好好考虑,太难了。
记者:男主角的扮演者梁家辉(听歌)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能觉察出你在拍摄《长恨歌》时有压力,他说你喜欢用短信的方式跟他和导演沟通,而不是用语言。
郑:因为我当时不想直接面对他们,就这么简单(笑)。所以很多时候我把内心的状况用文字表达出来会比较好,没有那么难为情(笑),可以比较大胆地讲出来。如果他们保留了那些短信,现在回看也是挺有意思的(笑)。
记者:《长恨歌》上映后,八卦媒体大肆渲染你的负面消息,比如抑郁症、各种疾病等等,那时你是不是挺受伤的?
郑:我尽量让那些新闻不伤害到自己。当然某一个时期还是会受伤,因为那样的消息毕竟太多了,我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去处理、去面对,但后来我索性不处理了。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再站出来做一些事情,让大家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的。最后我就决定采取演唱会的方式,用行动来证明一切。
“我现在还没找到伴侣,那么我就尽量投入一个人的生活,热爱我的生活。”
记者:你在演唱会的最后,大声读出“写给自己的信”,这个十分独特的环节是怎么想到的?
郑:其实就是一刹那的感觉。最后一场还没开演之前,下午,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见窗外好美的太阳。而前几天的演唱会,大雨一直下,天都是黑的,到最后一天太阳出来了,我突然产生极大的感触,觉得生命就是这样,有高有低,有黑暗,有阳光。就在那一刹,很多感觉涌上来,而且毕竟两年了,我也很想让真正喜欢我、关心我的朋友知道我心里面的想法,我要跟他们分享,我觉得在自己的演唱会上讲出来最好不过,所以就那样做啦(笑)。
记者:歌迷们尤其关心你的感情归宿,在这方面,经历过种种人和事以后,是不是看淡了很多?甚至觉得一个人也不错?
郑:现在我没谈恋爱,当然觉得独身很好啦(笑),不这么想的话,我的生活就该很苦很苦了(笑)。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享受,就像我现在还没找到伴侣,那么我就尽量投入一个人的生活,热爱我的生活。说实话,我确实觉得单身的感觉非常好,没有太多的负担。当然我也很希望在我的生命中可以找到伴侣,因为两个人一起走一条路,总比一个人走要好。
记者:在这方面,你还是太挑剔了吧?追你的人肯定不少,但恐怕不敢向你表白。
郑:不敢追的人,不要也罢(笑),因为他没有勇气。不过生命的奇妙正在于此,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相信自己很重要。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所谓的休息期其实还是有一些个人的声音及表达的,你给一些杂志写专栏、画涂鸦,但你的文字和图画总让人觉得特别忧郁,甚至极其矛盾分裂,好像与我面前这个无比开朗乐观的人是割裂的。
郑:我的文章里面其实包裹着很多不同的情绪,有些特别高兴,有些特别沮丧。其实我的个性怎么说呢……平常我不会表达太过感性的东西,平常我讲话都是大大咧咧的感觉(笑),感性的东西我觉得写出来比较好,所以我的人格确实有点分裂(笑)。好多人说看不明白我写的东西,其实只要我自己明白就够了。只有我自己明白某句话背后代表的到底是什么,自己当时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想的是谁。有些心理学家甚至会拿我的画去作分析,分析我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情绪,但其实他们猜的都不对呀(笑)。
本报记者许涯男 封面图片摄影罗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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