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一首长得像纪录片的诗
独家专访：鹿特丹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获得者中国导演禾家
作者： 耿聪
耿 聪：怎样走上电影之路的？
禾 家：我在山东上了一年大学，专业是英语，到了大二就去英国读书了，学的也不是电影，是新闻，当时新闻分报刊、杂志和广播新闻，选方向的时候，因为我英语和其他人比肯定有差距，就选择动手比较多的电视新闻，分组的时候我就选择摄影的工作，后来老师觉得这个中国小伙子拍出的东西还挺不一样的，大二的时候就被推荐学习电影。
耿 聪：转到电影，不是开始就想做电影，而是英文不好，想通过摄影机弥补英文的缺陷而走向电影的，然后做了《自由鸟》？
禾 家：是的，事实上，在英国最后一年，就没在学校，那时候有一个来自南美洲的流浪乐队，在英国街头表演，开着车，就住在车里，我对他们很感兴趣，就没上学，跟他们一起待了一年吧，毕业作品就是拍摄他们。
耿 聪：流浪一年？
禾 家：中间返回学校一两次。
耿 聪：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
禾 家：因为中国留学生在中国生活的片子已经被拍烂了，我觉得拍南美洲的乐队，让我视野更开阔。这个片子我拍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但是学校老师看了之后觉得特别好，学校就排在第一，就推荐到爱丁堡电影节。
耿 聪：刚才说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懂”，就拍了。
禾 家：其实在学校老师也教了拍摄的技能，但是相对于其他拍摄导演，电影……没什么准备，就拍了。
耿 聪：回国后，没有直接做电影，选择的是电视？
禾 家：因为才回国，找不到电影的接口。比起中戏、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走进学院，师哥师姐就带着他们。当时也是有点郁郁不得志，父母也觉得我们供你英国，给我们一个交代，就在《探索·发现》做了，挺好听的，但是挺无奈的，从内心说，发现在其中做，就是一个活儿，就是一个流水线上的产品，不能当做自己的作品。
耿 聪：不是作者电影。
禾 家：是的，但是也还好，学到一些东西，在此之前，没有在中国的单位和人相处过，最大的教会我的是和人相处，尤其和中国同事相处的技能。
耿 聪：学会了潜规则。
禾 家：哈哈，被潜规则了。
耿 聪：对于现在从事电影有什么帮助？
禾 家：在电影的技能上不是很多，但是在我知识领域上，和社科院考古学家、博物馆的专家交流，自己写文案，到图书馆查阅很多资料，做案头工作，知识丰富了。而且和老的学者、专家交谈，收益很多。
耿 聪：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文化审视的角度。怎么离开的？
禾 家：因为觉得还是和自己不太切合，就是别扭，然后就去绿色和平组织摄影，开始比较危险的任务。
耿 聪：怎么讲？
禾 家：因为人生地不熟，拍污染的工厂，如果被发现，人身安全没保障。这时候用到了学新闻、记者的一些技能，现在我也是绿色和平组织摄影师。
耿 聪：然后正式拍摄第一步故事长片，《赤兔》和《徐悲鸿》是怎么回事？
禾 家：徐悲鸿对我来讲，是一直内心特别有情节的东西，已经当做是我的一个爱好，每天写一点，不单单是为了拍电影而是爱好，喜欢这个人，每天研究他一些。我家在新街口，徐悲鸿博物馆，又不要票，每天看一点，还有另外一原因就是我母亲是画画的，很小时候，就有很多徐悲鸿画册，小时候就开始翻。
耿 聪：徐悲鸿属于现当代油画？
禾 家：徐悲鸿年轻时候跟着父亲，父亲是当地很有名画家，传统的工笔画，青年时期到了上海，只身一人去闯天下，接触到了西洋画，到了北京，给梅兰芳画《天女散花》。后来得到北洋政府的留学资格，在法国期间学习也很刻苦。这个时期学习素描，不是毕加索那种，是传统的西画，回来之后，就把西画的构图和东方的笔法结合起来。
耿 聪：和你英国留学归来的经历很相似，《赤兔》呢？
禾 家：《赤兔》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确实是有话要说。在我的世界里，代指理想主义，因为它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耿 聪：是哪个时候的精神状态？
禾 家：小时候吧。
耿 聪：艺术家拍电影，是要把心里话说出来一个欲望，已经通过《大地》说出来了？
禾 家：对，《大地》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父亲带着照片到一个小山村，很多年前有个年轻人来过这，这个村子是个闭塞的村子，他给每个村民拍了照片，承诺以后挨家挨户亲自送到，由于种种原因没回来，父亲帮他完成这件事。父亲看到照片中的小孩变大了，老人不在了，女孩变成母亲了，面对淡淡的变化，讲的是这么一种情绪。
耿 聪：你只是去讲述，抒发这种情绪，叙事没有，强调的是情绪。
禾 家：对，其实我就想静静地看。
耿 聪：拍摄了多长时间？
禾 家：不是在一个集中时间里面，中间去了好几次，有机器问题，泥石流道路阻了，电池用光了，回城换电池，前后用了半年时间。
耿 聪：电池没了，村里没电？
禾 家：村子里有电，但是老出问题。
耿 聪：这个空间很有意思，现代互联网社会世界都是平的了，选择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的是不是可更好地去感受时间的流逝。
禾 家：对，我觉得自我认知吧，往往你感到迷惑、迷茫时候，你就会想放逐自己，来过这个陌生的地方，通过观察那么一群别的人生活，最终又找到自己，然后重新上路。对我来说，是一趟自我寻找的旅程。
其实当时给他们拍照片的年轻人就是我。确实很多年前我在云南台实习，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庄，我感到很震撼，因为村民的善良、淳朴，给了我很多感动。这个村子很特别，苗族，他们都说苗语，我也听不懂，但是他们竟然信基督教，因为100多年前来了个法国传教士，带着他们动手建了小教堂。这个村子物质生活极端艰辛，但是他们精神生活很丰富，白天大家田间干活，夜晚聚在小教堂唱歌，当时来了就特别感动。
后来时间就过去了，过了好多年，我就出国，回到北京以后，遇到种种问题，我一度……就是自己也有理想，但是不接口……也不是挫折，就是觉得郁郁不得志，就想回到当年给我带来感动的小村庄，想去看看，所以我和村民确实也是感情不一般。
耿 聪：这里面有个特殊的问题，他们信基督教？当然不论他们信仰什么教，在中国转型这个社会里，当下中国普遍是一个信仰真空的状态，你是艺术家，你自己找寻，实际上是当下中国精神的一个折射。
禾 家：可以这么说。但是，要说明的是，有人问我这个片子是不是讲宗教的？这完全不是我要表述的，我不是想拍宗教的片子，我不是拍宗教，仅仅是我有情感要抒发出来。
耿 聪：鹿特丹的观众怎样评价？
禾 家：挺有意思的，这次带到鹿特丹、欧洲和中国放映，在中国放映的时候，观众更多问我，这个片子到底是个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如果是纪录片，是不能这么拍的；如果是故事片，也是不能这么拍的。但是我在拍的时候没去想拍纪录片，还是故事片，更多时候，我是选择一种方式，自己心中一个情节，只不过选择影像的方式表达出来。
欧洲放映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欧洲人不太爱问，愿意自己去解读。而且看我片子老人特别多。有老人激动地握我的手：你的片子让我想起我小孙子，想起我当年生育第一个儿子；有一个长胡子带犹太人帽子的老头，很激动，握着我的手：你的片子让我想起了很多，想起我的父亲，他已经不在了。他们给我的反馈，原来我都没想到，原来我片子还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情怀是人类共通的。
真的不用去想，这片子一开始，父亲开着车找这个村子，蜿蜒曲折山路。中国的观众反应，这么穷啊，路都没有；而西方观众，看到这个车在蜿蜒的路行走，说这个片子一开始就预示着这是一场寻找的旅程，并且一直贯穿其中。
在中国还有观众，可能是影评人，对我说：你太冷漠了，这里这么穷，你不关心人家。但是这完全不是我想表达的，产生一种误解，因为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经验来，不是自己期望的那样就很失望，按照他们的来，纪录片就应该是这种贫穷，如果不是这样，就很失望。
耿 聪：观众对于固有形式的失望也正是片子的新颖所在吧。
禾 家：《大地》一无关宗教。二不是讲社会问题，更多的是一个人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是一个讲情绪的片子，只不过它看起来像个纪录片，它是一首长得像纪录片一样的诗，但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有个误解是，不能把它理解为长得像诗的纪录片，它不是一个纪录片。
耿 聪：仅仅是抒情的诗的影像的表现。
禾 家：是的，我觉得同时用纪实、记录、抒情不是一个矛盾的东西。真的不矛盾。
耿 聪：《小城之春》的导演费穆，被称作诗人导演，当初费穆和编剧李天济讲，这部片子就要拍出苏东坡《蝶恋花》诗的意境出来，就像你说将你的情绪带出来，抒情通过影像表达。
禾 家：是的，而且费穆拍《小城之春》那种情绪是不可复制的，后来田壮壮也拍，都没错，为什么没有费穆那个味道呢？费穆是在那个特有时代下，中国国破家亡的时代，费穆有一种大的悲悯，由于这种悲悯是时代造成的，不是田壮壮所处的时代所能给予的。
《小城之春》非常好，但是只有感情特别特别纤细的，才能真正读到这种好。那是一种费穆导演个人的大悲，而个人的大悲来自我们整个民族所处时代的大悲，由于这些才拍出《小城之春》。当然《小城之春》你要解读它很多，技术层面，演员，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是这一点。
耿 聪：现在评价一部电影除了编剧、技术手法、演员，还有一个标准：是否渗透出导演所处年代所给予的情绪？
禾 家：对对，就是说，怎么编剧也好，故事，表演，这些都是技术，衡量一个片子好不好，把这些东西都拿走，还剩下什么，如果都拿走，不剩下，那是好莱坞。还剩下，一种味道，气质，那是一部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耿 聪：怎么样看待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人？
禾 家：第六代比照第五代有了个人视角，更加注重现场，第五代其实是没有个人视角的，只是整个那一拨人集体的体验，那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造成的。
耿 聪：《大地》就是你的个人表达？
禾 家：《大地》是我个人情绪的产物，完全是个人，没有背负使命、责任，只是有那个情绪，选择影像的方式来表达，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会写诗就用文字来表达，我会弹钢琴就用音乐来表达，正好我会摄影，就用影像来表达。
耿 聪：怎么看待影像的平民化？
禾 家：谈这个问题，用一句套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引用到今天，技术的革命，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以前事情在不断改变。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像很久以前，只能是贵族写诗，记在羊皮纸、竹签上，而且最早是作为一个很正式的事情，记录一个国家、君王的那些事情，后来老百姓写家书，情书，发封信，随着发展的趋势，我们有小DV，山寨手机，所以我觉得以后会进入这个方向。我知道很多老的电影人，他们还很怀念胶片的时代，电影当做大事来做，但是技术革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是不可阻挡的。以后的趋势，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选择发EMAIL，各人都可以选择，那我就用拍摄的方式干嘛干嘛。像我今天用拍摄的方式和我自己达成某种意义的和解，可能以后都用影像方式给女朋友拍封情书，所以我觉得可能性越来越多，这一切都由于技术的革新。
耿 聪：就像唐朝时候，离别就写首诗赠朋友，现在结婚生日就DV去拍，只是技术不同，但是情怀完全一样。
禾 家：我不是说赞成电影平民化，当然我也希望电影不要被娱乐，我还是希望电影能够回到也应该回到它应有的尊严，但是我要说，这种技术革新带来的这种改变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
我也很怀念那些正儿八经老的制片厂，灯光那些环节都做得特别考究，我也特别喜欢从前老的电影人那种风骨，我不喜欢今天这种电影变得一点尊严没有，和娱乐混在一起。我也略有所知手机电影，网络电影，但是我知道这一切是不可阻挡的，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耿 聪：技术的普及使得影像的话语权不只是集中在精英手中，个体有更多权利去表达，如何看待某些学者提出的中国文艺复兴来临？
禾 家：就像刚才讲的纸和笔，最早谁能有话语权？只能是国家、君王，专门干这个事情的人，到唐宋妓女都可以写东西，而且可以写出很好的东西。我相信，影像方式是今天这个时代最好的方式，可能今天这批导演，放到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就是画家，放到唐代就是一批诗人，放到宋代就是一批词人，都一样。一句话，以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供稿：《青年电影手册》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