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平：红色情结的市场化宣泄
韩三平(资料图)
韩三平初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时，该厂开不出工资，报不起医药费。15年后，韩三平组织了80多位明星拍《建国大业》，为国庆祝寿之余冲击2亿元票房。
谈论中国电影业，《建国大业》的总导演韩三平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韩三平生于1953年，四川广元人，他出身于干部家庭，当过知识青年，当过兵，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94年起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现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韩三平担任出品人和制片人的电影《赤壁》，创造了8亿元的票房。
2009年1月，他当选2008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委会这样评价他的成就：“从《无极》、《投名状》到今年的《赤壁》、《梅兰芳》，由韩三平领导的中影团队推出的这一系列高成本高回收的商业电影的运作，使得中国电影开始进入成熟的大片时代？?在面对诸多灾难和全球金融危机的今年，中国电影票房能遭遇井喷着实不易？?他的责任与义务则是要为中国生产出大型电影。这些电影不光要在中国能取得辉煌的票房业绩，还要走向国际，在全球取得很好的商业成绩。”
为了庆祝建国60周年，80多位明星情愿在韩三平帐下零片酬效力，韩三平许诺，如果票房突破两亿，对大家都会按市价发放片酬。
明星：吸引他们的是角色，不是我
新世纪周刊：《建国大业》最吸引眼球的就是80多位明星零片酬参演，业内外都觉得是你个人人脉的一次喷发，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怎么看？
韩三平：言过其实，当然不够准确。国庆60周年，我本人又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当然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想吸引这些明星的第一还是角色。我们调来的所有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演的人物都是真实人物，你哪怕就刘仪伟演的(李璜)，陈道明演的阎锦文，姜文演的毛人凤，冯小刚演的杜月笙，陈凯歌演的冯玉祥，章子怡演的龚澎，甄子丹演的田汉，都是真实历史人物而非虚构，这是我们的一个底线。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知名演员，拿到一个角色，首先还是要看导演、剧本、结构怎么样，不然这个事情不会打动他。
姜文对国民党军装的设计、制作、帽徽、钮扣出了很多主意，他开始是设计他自己那套，后来我跟服装说你别管他，让姜文弄好，弄好我们就照他那个，因为军装都是一样的嘛。他很讲究，那个盖离中缝宽度有多少都是非常准确的。再一个吸引明星的因素，就是题材，1945年到1949年是一个波澜壮阔又风云际会的年代，必然有若干震惊中外或者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比如说军事，这短短几年就打了人类史上都罕见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彻底地发生了变化。这个电影具备这么多风云人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调集了很多优秀的演员来参与。当然有一条我觉得大家总结的是很好的，一个电影里边做一次导演，能和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合作，肯定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他们统计大概50来个演员，都是蛮有影响力而且蛮有成就的演员，在一部电影中，一个导演能够和这么众多的优秀演员合作，确实是一笔财富。这一点对我是终生难忘。
新世纪周刊：选择唐国强扮演毛泽东大家并不意外，但是选择张国立扮演蒋介石的确出乎很多人意料。
韩三平：对，唐国强当然是公认演毛泽东的权威演员了，应该说他演得很好，也很有成就，毛泽东我们还是希望找一个观众最认可的演员，那就是唐国强。其实唐国强我只有一点艺术上的交流，就是在他过去演的毛泽东的形象中再懈一点下来，不要使那么大劲就行了。比较费工夫的是蒋介石这个形象。我跟张国立认识时间很长，我觉得他大的形体和轮廓上，甚至包括他的眉眼，都有几分像蒋介石。好几年前我就说你就是蒋介石，我要拍戏我就让你来演蒋介石，那时还是开玩笑。1945年到1949年是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从巅峰落到低谷。1945年是他的巅峰，他代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四个大国美英苏中之一，舞台已经到了世界上。但是短短的三四年，他又跌入了低谷，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窜到台湾，那真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啊，我估计他自己都想不通。所以蒋介石在人物的地位上和形象上有个巨大的变化，他身上必然会体现出一种末路英雄的迷茫。张国立有这种气质，他虽然是一个大明星，但是现实生活中，经常两眼发直、发呆，你看那个剧照上，他就属于那种茫然，他真的弄得很茫然，55万军队瞬间就没了，固若金汤的辽沈怎么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最后他还没回过神来就安排布置撤离大陆逃往台湾。
新世纪周刊：你觉得这次张国立的任务完成得如何？
韩三平：我觉得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都在谈论他为这个角色减肥的话题，现在我还是认为他稍胖一点或者稍瘦一点，这不是最关键的，关键他的神态，将来大家看电影吧。他有几场戏处理得挺有味道的，我们尽量给他压缩台词，不要他说那么多话。你想像蒋介石那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大人物，他哪用台词啊？一个眼神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去干。你比如说得到冯玉祥的死讯以后他的那种神态，下令杀张澜时的神态，得知毛泽东的行踪侦查到了，派飞机去轰炸毛泽东的那种神态，跟蒋经国的那种既是两个没落的阶级和政党的精英又是一对父子的那种，有点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的感觉，应该说都是蛮成功的。
新世纪周刊：有些角色跟真实人物比较像，比如说司徒雷登、龚澎，但是很多角色跟真实历史人物的外形出入比较大，是不是明星的意义比历史真实还要大？
韩三平：神形兼备，这是我们选择扮演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神重于形，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越久远越神重于形。你说秦始皇长什么样，有几个人有深切感受，你说巴顿，乔治·斯克特演的，他本人也不是特别像，但他骨子里渗透着那种军人的血液，或者他的神，这是大家公认的。
刘德华演的侍卫官(俞济时)，那他就是个军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再加上他本身演技又好，又很酷，所以他出来的效果很好。你比如说李连杰，李连杰演的是海军上将陈绍宽，这个人物是在二战中间立下汗马功劳骁勇善战的国民党海军总司令，到二战以后，他坚决拒绝打内战，坚决拒绝用军舰运兵到东北，因此蒋介石实际上就把他软处理了。李连杰跟我说他得演一个反战将军，我说行，你看演员和这个角色就吻合了。你要李连杰去演毛人凤，那就不合适了。
陈坤确实不像蒋经国，但是陈坤身上有一股年轻人的那种阳刚，那种冷冷的刚毅，这点跟蒋经国还是挺挺神似的。蒋经国虽然是一个国民党的骨干，但他毕竟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深受所谓共产主义阵营的影响，而且他是一个青年军官，曾经拿着枪和德国法西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打过的呀，他不是一个像我们想的那样的公子哥，他也不是一个从军校毕业的风流倜傥的军官，他确实是从士兵打出来的。而且他励精图治，他想挽救国民党于既倒的狂澜之中的这种精神状态，我觉得陈坤都表演出来了。
主题：其实就是好莱坞的“双雄斗”
新世纪周刊：《建国大业》基本涵盖了1945年重庆谈判到1949年开国大典之间的所有大事件。作为导演，你是否考虑过，这么一段宏大历史铺在观众眼前，要把握起来其实很费劲。
韩三平：其实一个波澜壮阔的翻腾时代，它由若干事件组成，但是重大事件不外乎是三个层面，政治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它就延伸到军事层面，这两者都受控一个方面，就是经济层面。一个社会的变革最深刻的原因是它的经济原因，直接层面上的这种对抗，是它的政治领域，政治层面无法解决的时候，就开打，就跟两个人差不多，说的不好就动手呗，动手那肯定是有一个失败，有一个胜利。
为什么他胜利了？为什么他失败了？这个电影的结构，它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所谓“双雄斗”的结构，两个人：毛泽东、蒋介石；代表两个政党：共产党、国民党；两支军队：人民解放军，国民党军队；两股经济力量：解放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态，国统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态，以至延伸到所有的领域，道德的、文化的、经济的、教育卫生等等，但是它主要还是这三个层面的对垒对冲，我们尽量使用一种对比的手段来解构这部电影。
新世纪周刊：但是《建国大业》这场“双雄斗”有些特别，片中双雄除了开场握了下手，再也没有见过面。
韩三平：我老是讲一个观点，就是说两种力量甚至两个人的较量，未必两个人面对面，特别是两个人代表着两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时候，他们不一定面对面。在中国历史上就有刘邦和项羽，他们俩见面也不多，现在更是这样，你看小布什和拉登从来没见过面，但是恐怖和反恐怖渗透到所有领域了。
我们还是刻意表现了开场的一场戏，毛泽东和蒋介石重庆谈判的见面。见面显然谈得不好，各有各的政治主张，军事主张，经济主张，社会主张，不谈了，开打，就打起来了。共产党的几十万破枪，打败了几百万强大的军队。那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很厉害，他是经过八年的浴血战斗的精锐之师，战斗力很强的，当然共产党也是，他毕竟武器装备和人数数量质量都占劣势，但是共产党胜利了。
拍摄上我们想也是这样，比如蒋介石阵营那就是说钢铁、飞机、大炮、轿车、装甲车、钢盔、军队，耀武扬威气势恢宏，灯红酒绿，但是他调子比较冷，为什么？他缺乏生命力，共产党这边窑洞、黄土、鲜花然后绿树、朴实的民众，朴实的军队，他是暖调子的，为什么？因为他有生命力，他属于向上的，健康的，成长的，壮大的，这两种状态也形成色调上画面上构图上的那种对比和对冲。
新世纪周刊：你曾经说，目前国内电影市场主要是年轻观众，北京35岁以前的观众占到八成甚至还要多。这个一个献礼题材，你有没有考虑过它是否接市场的人气和地气？
韩三平：唐国强说得很形象，你们要了解你们爷爷在干什么。我想跟年轻人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年轻人要了解这段历史，因为这是我们的民族史，要知道这些事件，什么叫淮海战役，什么叫辽沈战役，北平和平解放是什么事，渡江战役是怎么回事。最有必要的，就是认识这些人物。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一批优秀人物，别说你们了，我们都没法理解，你想想他从韶山出来，经过三十年左右的浴血奋战，最后建立了一个政权，影响了中国历史，影响了人类社会，我们称之为红色情结或者是英雄崇拜情结。
2000年，《时代》周刊搞了一个“人类社会有影响的一百人”，和“人类社会有影响的一百件事”的评选，一批西方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哲学家、记者等等这些人评的，一百个人里边有中华民族两个人，毛泽东和孔夫子。一百件事里边有毛泽东领导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市场：这是我最大的压力
新世纪周刊：《建国大业》在表现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统帅的个人以及和蒋经国父子之间，相对于以往，有了很多突破性的处理。你最大的困难是不是来自于电影的审查？
韩三平：还真不是审查，我们的审查很顺利，除了一些概念和一些史实时间上的出入做了修改，其他的非常顺利。最大的难题还是时间，我做电影还是蛮有经验，像《建国大业》这样规模的影片，确定要拍，到最后拍完一般来讲要20个月左右，我们从确定要拍到最后拍完10个月都不到，只有一半的时间，时间太紧张，如果这个电影能够再多一个月筹备，多一个月拍摄，多两个月的后期，再多四个月时间，它会做得更好一些。
这个时间上最难的又是调整这些演员的档期，这些演员都在拍戏，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怎么样来统筹，因为我们120多天的拍摄，必须每一天摄影机都在转动，否则就完不成了。我们又要用这么多演员，怎么来协调这些演员的档期，也是令我们最费脑子的事情。那天他们跟我说，最后统计出来是86个场景，几乎就没有一个场景是三场戏的，最多就两场戏，有六七十个场景就是一场戏，因为这些人物都是大人物啊，你像宋庆龄哪怕一场戏她在她的公馆，司徒雷登哪怕一场戏他在他的大使馆，斯大林一场戏他在俄罗斯，不可能说我们就在一个小房子里，咱们哥几个就三居室就干完了。
国民党开会，不能说在一个小空间里就开了，最后共产党召开第一届政协，场面应该很大的，600多人，我们基本上群众演员就按600人选的，就真的用一个空间搭出一个大会场来，里边有600多群众演员，前边位置都是拿着历史照片一个一个摆出来的，那谁坐哪儿谁坐哪儿，头两排至少是这样，所以这个时间是最大的问题。你看现在没有缓过来，又要忙片子的宣传，有时比拍片子还累啊。
新世纪周刊：拍摄完毕，试映口碑也不错，但是看起来你并不轻松。你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韩三平：最大的压力真还是来自于票房，担心票房不好啊。我们真想做一个试验，或者证明一件事，这样的电影还是能收回投资的。有人现在在讨论献礼，主旋律，市场，其实无论拍什么，它都是一个产业行为，产业是什么？产业是投资，通过生产环节，生产出产品来，这个才是一个产业的一半，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收回钱来，这才完成了一个产业的行为，而且这两者你看投钱，收钱，收回来钱高于投入的钱，这产业才牛，收不回来钱等于投入的钱赔了，这产业就够呛。
电影是个产业，中国电影集团是个产业，将来它还要上市，那零业绩就在股票上一会儿红的一会儿白的，这都是硬指标，所以你说要有压力，压力还是来自于能不能有三五百万的人进电影院去看。说起来不多，但你真要把他吸引到电影院去，心甘情愿地掏钱看这个电影，说实话，不容易。
新世纪周刊：《建国大业》的投资是3000万，一亿左右的票房就回收了，而且这么多明星，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件事已经成了，过两亿也不奇怪。
韩三平：其实我们过去在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电影的整个运作过程中，有一个环节显然还是做得不够，就是用商业手段来推广和营销这个环节。《建国大业》这次在这两方面应该说使足了浑身解数，想把这个做得更好，使我们的主流影片真正融入到大众的观影主流中去，获得更多的观众。因为我不是职业导演，按照比较严格的经济规律计算，能有七八千万票房就能收回投资了，所以应该说还是压力不大。但是这样的影片观众会不会是真正地、真诚地喜欢看，能够进电影院去自始至终保持那种观影的情绪，这个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担心，还不是特别地清楚。如果过了两个亿，我请你吃饭。
内心：我有中国电影情结
新世纪周刊：《毛泽东的故事》是你最为人熟知的导演作品，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你制作或者发行的《英雄》、《无极》、《赤壁》等重点题材或者影片。看得出来，你个人内心对于“英雄”这个主题非常偏爱。
韩三平：是，我的这个英雄崇拜真是倍加浓郁，红色情结也非常浓郁。我有两个情结，一个是国有企业情结，我不相信国有企业搞不好。第二个是中国电影情结，我不相信中国电影就从此没有了，这个跟我的英雄崇拜情结和红色情结是一脉相承的。你看我的话印证了，就拿今年来说，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一个是H1N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的增长率也达到35%以上，跟去年同期比达到35%以上，应该是高速发展。很多事情都倒过来了。过去我们是把电影院改成仓库，卡拉OK厅，电影从业人员从导演到演员大量地改拍电视剧，然后电影的生产设施改成仓库，改成歌厅舞厅，现在大家纷纷想做电影，我看每一个电视剧的导演都愿意做电影，每一个电视剧的演员都愿意演电影。
新世纪周刊：这几年中国电影的票房增长非常迅速，业内外都在关注我们的票房什么时候过100亿大关。去年你因为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贡献，获得了央视年度经济人物。大家如今谈起你刚调进北影做厂长发不出工资，已经成了一个笑谈和历史了。
韩三平：那个时候我们真是很悲壮很心酸，那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将近2000人的吃喝拉撒，每年光暖气费都要好几百万，医药费报销一次都是几十万，你还要维持这个企业的生存，维持员工的生存和利益。当然挺悲壮的，有的时候发完工资以后，我跟他们说，我们现在北影厂账上的钱还不如个人存款多呢，最惨的时候到了只有20万块钱，报一次药费都得60多万。
当时中国电影没人看，要看也就看外国电影，国产电影大面积高额度的亏损，中国观众对国产电影几乎是敬而远之，甚至是弃而远之，那时候我到韩国，晚上11点我到韩国电影院，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而且全是年轻人，真实百般滋味在心头。最近我又到电影院，晚上10点，我们自己的电影院人头攒动，热气腾腾，而且大部分都看的国产电影，这就证明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关。
新世纪周刊：回到你个人比较钟情的英雄情结，对于带领国产电影度过难关，走到今天的地步，你是否觉得你是其中的一位“英雄”？
韩三平：我的角色比较单纯，我就是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毛主席说，胜利的希望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如果说我获得了成功的话，就是因为我坚持下来了，从1994年我担任北影厂厂长到现在，我坚持一个东西：做中国电影。制作、发行中国电影，这是我始终坚持的一个信念。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坚持这个信念，如果那个时候放弃了，厂长不做了，我也拍电视剧，而且我们大家都放弃，就没了今天。你看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电影，那个时候1945年以后非常辉煌，德国电影、英国电影、法国电影、前苏联电影、日本电影，但是现在呢，都不行了，包括现在的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据说华语电影在台湾电影市场份额中只占1%～2%，你说多惨，全部在看英语电影，而我们现在把它坚持到华语电影占整个电影份额的60%左右，这真是不容易，要撑住这个天，撑住这个民族产业，确实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本刊记者/余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