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建国大业》制造出了社会话题
黄建新(资料图)
四年没担任导演之后，黄建新在《建国大业》中高调回归。黄建新上一次担任导演职务是在《求求你，表扬我》，之后一直在从事监制工作。《建国大业》是多名导演共同的作品，黄建新是在其中做了最多的执行工作。
我们希望这部电影不纠缠
新世纪周刊：有个细节不符合史实：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是个在华五十年的中国通，当时他是操着一口地道的杭州话活跃在中国政坛，为什么《建国大业》里他一直讲英语？
黄建新：我原来有一场戏，他讲的的确是中国话，后来那场戏删了，原来我是考虑到这个方面平衡了一点，后来为了节奏和故事，那场戏就减了。所以你看李宗仁说话他都听得懂，但是最后代表美国官方回答的时候他不说中国话，而是用英文，这是外交惯例。外交是外交，私下是私下。所以李宗仁问他：“既然我们是盟友，你为什么不支持？”他用英文说：“上帝救自助者。” 他听得懂中文，所以冯远征演的他的助手傅泾波跟他说中文，他都能听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考虑到现在的年轻人对角色的身份鉴别，如果观众心里没他的篇幅，就简单一点，让他一出来，就马上就让观众知道他的身份和角色。
新世纪周刊：军事溃败是蒋介石丢失大陆最直接的原因，为什么片中关于这方面的刻画篇幅非常小？
黄建新：原来我们有这样一句台词，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失败之后说：“我有几百万军队，但我没想到中共后头跟着几千万民夫。”我们原来还是有一段形象地表现这个军事方面的戏，就是淮海战役胜利那一段，用的就是那段老百姓推小车的纪录片，我用了一段三拍子的音乐，推着小车进入现在片子里那段黑白变彩色的老百姓庆祝那场。电影篇幅有限，只要表现了就好了。现在你看到的是淮海战役捷报传来，老百姓笑得嘴都合不拢，其实就是老百姓跟共产党的鱼水关系。然后毛主席的女儿拉着毛主席在跳，旁边都是战士和百姓，而且那个段落我非常想用诗意的方法去处理，不想用过去写实的跳秧歌的方法。我用了一个三拍子的歌，然后带入国际歌，然后非常轻轻的男声无伴奏哼唱，然后是一段中共五大书记与民同庆的慢镜头，音乐一直哼唱拖到下面溪口一场，蒋介石送陈诚下来一个黑色的背影。
新世纪周刊：之前你透露过最初的剪辑版本是三个小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小时二十分。很多史诗片都是三个小时的篇幅。《建国大业》这么一个史诗题材，最终压缩篇幅，是在市场压力下通过减少片长，争取更多的放映场次？
黄建新：我们三个小时是连完粗剪长度，把节奏什么都剪对之后是两小时四十分左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剪掉二十分，这样我们觉得可以让影片节奏更快，让影片的感觉更现代。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拍成一个老电影。我们要做到是一个具有当代电影手法的现代电影，所以我们进行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戏的节奏很快，一般这样的电影700多个镜头，《建国大业》1500个镜头。我们就是希望这部戏大气，就是它不纠缠，行云流水一般地就过去了，这就是历史。你回过头来一看，它的兴趣点构成了一个联想，你会在你的心中重新构造一个电影的事件，我们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接年轻观众的地气
新世纪周刊：对于年轻观众来说，很多历史事件肯定会非常陌生，如国民党制宪国大、校场口惨案、解散民盟、民主人士北上等等事件。作为导演，你有没有考虑过怎样降低电影的门槛，让更多的年轻观众主动来接受电影和这段历史？
黄建新：其实吸引年轻人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我们写历史的故事很多人也去看，电影的魅力是有强制性的，你有魅力你就能把大家控制住，就这么简单，好的电影都有这个魔力。这些因素由多种多样构成，有故事、有人物、有演员，都可以把你拉进去。有些东西我们估计不足。
我举个例子，大家都说80后90后如何如何，奥运闭幕式我去参加了，我前头站着一对年轻人，大概就是十七八岁，全体起立唱国歌的时候，他们唱得那么庄重，那么严肃，声音比我们这些年纪大的都大，我突然一震：咦，这不是平时大家说的人啊！这个就是民族自尊瞬间跟他的联系，平时它跟他有关系吗？毛泽东是谁？在历史课里都有，所以应该讲基本的东西他们都知道，但是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心理的较量未必知道得这么清楚。
现在是我们能够站在更加理性的层面看待历史的时候，伟大人物为什么能够伟大，至少他在聚合力量最初的时候，他是有极强的人格魅力的，这些人恰恰是我们平时最喜欢看的人。巴顿将军是一个军事家，他天天只会打仗，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有他的人格魅力啊，他的个性吸引你。电影其实是要具备这些东西的，所以，你要介入心灵，介入情感，介入诗意化的东西，观众肯定会接受你的东西。
新世纪周刊：这个题材本身的政治性很强，献礼的性质又决定了作为导演你无法淡化，在作业和作品之间，你如何平衡？
黄建新：大部分领袖人物在历史表达中都是重大政治概念，这些概念观众是很难懂的。我们最后是想用点的方法把某些概念放在那儿，观众慢慢会最后获得一个概念。我们只给毛泽东在最后有一大段讲话，这一大段的讲话是共和国的合法性问题。其它所有的会议都是讲事件，叫林彪进攻，4月份打渡江战役。
这些电影很容易流到政论里去，那些概念真的很很多人不懂，我自己有很多概念都弄不明白，一开始蒋介石在旧政协会议上讲了一段待议制这个那个的，我都弄不懂，观众怎么能弄得懂。(笑)这场戏现在删了。我们把所有政论的东西放到最后一场戏，让人体会到建立一个多党的民主制度是这么来的。
这里头有当年杀过毛泽东好友蔡和森的人(李济深，曾是杀害蔡和森者陈济棠的上级)，毛泽东邀请他做副主席，他对毛泽东说：“我是当年杀过你好朋友的人。”毛主席半天不说话，最后说：“此一时彼一时也。”他能不生气吗？但那是通过理性思辨以后才说的话，那一瞬间他不吭气，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肯定是有恨在里头的，我们就是要把摄影机触到这些伟人的心灵和他们自己宏大的思想里，他才能包容这件事。
失败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新世纪周刊：是不是在把镜头触及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心灵深处之外，你也想同样去触及一下蒋介石等人？
黄建新：我以前脑海里的蒋介石，很多年都是以前我学过的课本上的一个漫画形象，头上贴一膏药，扛着枪来抢胜利果实。采景的时候，我又一次去军博，那里已经承认(抗战)主要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打的。
把历史所有的迷雾拨开，我们突然会觉得胸怀更大了，更理性了，更能看到那个失败者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电影在讲一个政治集团的灭亡和一个政治集团的胜利，但是你现在重新看，英雄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草包，它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政治集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枭雄带领的一队人。如果是个一草包或者一个小丑，你自个儿也觉得没什么劲。
所以我们有一场戏写淮海战役胜利的一瞬间，毛泽东坐在那儿说，“从此长江以北再无大战。”对手没了，那种最高顶尖上的人物瞬间失去对手会非常失落。我就说这两边的人都有情感，都有人格的特征，都有自己的抱负，那么我们写共产党这边主要表现他们是朝气蓬勃的，是有坚定信念的一群透亮的人；另一边也有过自己的抱负，但是整个集团之间的倾轧令他们无可奈何，他们最后的信仰没有了，就散了。
不是这些人没有情感，没有他人格闪亮的地方。我们就比较客观地来写。蒋经国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其实是受苏联的共产党教育，他曾经是苏联红军的中尉。他从苏联回到这儿，和他爸要决裂，要宣布脱离父子关系，他是这么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进入国民党青年军以后，他老想用他认为世界上最理想的一种思想去帮着他父亲去改变，所以他才会出现跑到上海什么都不顾去做一件事，打老虎。
蒋介石从东北紧急飞回来制止他，到最后在溪口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对他说：“你做得很好，我很欣慰。”这是一种复杂的，在进行两难选择之下的那种复杂的父子情感。你去说政治观点，你买一本书，你绝对说不过人家，所以电影是通过这些来完成和观众心灵的交流的。
新世纪周刊：这样对于大小蒋的处理，在中国银幕上是很少见的。电影的审查是否顺利？
黄建新：这次的审查比以往我拍的电影都省力，我以前要拍的电影常常改，这次很少。审查的单位其实不少，有重大题材小组，中宣部，领导层，一层一层的审核，但是就是改的很少。要改的一些人家提的是对的，我们是犯了一些硬伤。比如毛泽东和她女儿在花地的一场戏，我写的是两个女儿，一个是李敏，另一个是李讷。我记得那时候贺子珍带着她们从苏联回来了。重大审查小组说，错了，李讷回来了在哈尔滨。当时中央机关有许多孤儿，毛泽东和周恩来经常带着他们出去玩，所以后来我们就赶紧把她改成别人的孩子，叫毛泽东“毛伯伯”。
还有“五一口号”那场戏，我们有一段词写错了，我们说到的提法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是1954年才提出来的。好多地方都是改的这个，比如说土地改革、收复延安啊，我们用词不准确。
不是为了效应才打明星牌
新世纪周刊：明星云集给影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竞争力，观众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相信章子怡是龚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第一任妻子，才貌双全的外交干部)，甄子丹是田汉。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黄建新：龚澎是当年最漂亮的政协委员，章子怡和龚澎长得真的非常像，我看过龚澎的照片，不是一般的像。其实无所谓，就我目前得到的反应，观众、院线老板他们都看得挺高兴的。你想，换一帮不好的演员在那里演那场戏，观众根本就不看了，你说必选其一，你选哪个？你忘了他是明星不就完了嘛。
新世纪周刊：演员容易被定型，观众看电影也有自己的定式。葛优扮演的解放军形象一亮相，影院还是笑翻了。你怎么看观众的这种反应？
黄建新：其实葛优扮演的解放军率队打到北平城下，这一段本来就是想有点喜剧效果，本来就希望大家笑。打到北平城下，王宝强扮演的士兵冲过来报告，还以为北京城楼是地主的大院子，手榴弹扔不过去，照明弹一打，城楼逐渐浮现在眼前。其实知道历史的人都了解，解放军打到北平城下时，傅作义就已经起义了。这就是一种艺术想象，给大家一点震撼。
新世纪周刊：陈凯歌、冯小刚、陈可辛、吴宇森等导演都来客串了角色，为什么张艺谋没有出现？
黄建新：张艺谋应该是最忙的，我们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请来，原本我们没有打算请这么多明星来到，最初也只有二十几个人。我们一问人家，人家在忙着，也就算了。我本来打算请王志文来演上海市长，但是那时候正是他拍《风声》，正是忙的时候，他空下来再来，我们的时间又不行了。
新世纪周刊：据说周星驰也想来参演，但是被你们拒绝了？
黄建新：没有，周星驰问韩总，有没有适合他拍的，那时候已经拍到末期了，真的没有合适的角色了，我就对韩总说，随便让人演一个角色，挺不负责任的，好像我们就是为了制造一个效应那样。因为这样很不尊重人嘛，如果一定要找人家，一定要让人家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还是根据明星自己的特征，我们想一个方法，让他在这样一个状态和我们剧本中的一个点能够对应上，有的时候在拍摄过程中会有演员过来问，然后我们就会讨论一下看哪个角色比较合适，会把这个角色的剧本发给他，然后结合他自己的想法，在这方面做好准备。
已经超出电影了
新世纪周刊：这一个空前的明星阵容，是不是你和韩三平多年的人脉和业界的影响力发挥的作用？
黄建新：应该有这样的因素，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最初我们只是想时间来不及，一定要由好电影演员来担纲这个角色，这样就不会出事，不会有很大的失误，所以最初计划十几个。结果等有了二十多个之后，突然很多人看过剧本之后都觉得挺好，都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再加上韩总在业界的影响力，中影集团的聚合力，还有奥运之后的国民心态。
明星阵容空前这事是媒体先说，我们没想太多，因为好演员多对电影是很好的，后来就突然全国媒体对这件事反应很强烈，观众反应也很强烈，后来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后来明星越来越多，到七八十个的时候，这事就成了一个社会话题了。
新世纪周刊：当作品最后成为一个社会话题的时候，您怎么看这事？
黄建新：这个其实是现代亚文化状态里的基本特征，观众有兴趣，每个人都参与，大家都参与了，变成更多更大量级上的一个公众心理的反应。
我们刚才看见路边的杂志，有的是娱乐的，有的是知识分子精英范儿的，都是拿《建国大业》做封面，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是很少见的，会带来一些变化，至少对我们固有的概念带来一些变化。我们不能说他可以复制，但是至少有些因素是可以复制的。
新世纪周刊：显然不可复制的更多，你觉得哪些因素可以复制？
黄建新：比方说，关于一部电影的宣传片。他们都说《建国大业》的预告片剪得很好，不仅仅是明星，它的节奏感，电影的感觉，介绍得很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去复制。还有就是关于一部电影的意义，比如我们现在说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它现在在世界电影市场上都是排在第一第二的，它有多大的娱乐性呢？所以电影有时候会有些意义在里面，许多杂志在讨论这些事不仅说明星，讨论另一个问题，现在它已经是社会话题，跟电影没多太大关系了。本刊记者/余楠 (实习生朱悦俊对此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