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传：友情岁月之有话好好说(1990-1996)

张艺谋与张伟平的合作起始于《有话好好说》

张伟平(左)和张艺谋的合作由来已久

张艺谋(左)和张伟平

　　　　张艺谋：最早我劝他，这是一个泥盆子，你别把脚伸进来。我怕他进来之后，弄得一身脏，不高兴，

　　张伟平：我说把这片拍完了，帮你把这坎过了，后面投资一跟上，我还干我老本行。

　　第一回：相见欢

　　二张的相识很偶然，那是1990年的春节，一次朋友聚会，张艺谋去了，张伟平也去了。之前二人并不相识，当晚却一见如故，从此结为好友。如今想起，张伟平不由感叹：“人在一块主要是缘分，他是把所有的话都放在心里的人。我是一个可能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的。我们俩在一块，我是他的心理医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可以无话不说。”

　　刚认识那几年，二张不经常见面，隔半个月一个月坐一块吃顿饭。张伟平生性豪爽，从来不让人请客，所以这么多年都是他请张艺谋，时间长了，张艺谋也不好意思了，也张罗要请，但每回都被张伟平“镇压”，后来也就习惯了。日子一久，哥俩交情越来越深厚，什么都聊，但是很少聊电影，因为张伟平对电影了解很少。

　　在张伟平看来，张艺谋生活能力很弱，很能凑合。创作《活着》时，张伟平经常去他的住处，基本没有下脚的地方，满地都是稿纸，屋角一摞方便面。他可以经常几个星期不下楼，就是方便面陪着他，然后不断的写剧本。张艺谋是张伟平见到最能吃苦的人。亲自写《活着》剧本，连余华都拿不准哪些东西改了，最后都要看艺谋监视器里的素材。

　　第二回：投资难

　　张艺谋与巩俐的组合曾经叱咤国际影坛，但二人分手后，张艺谋新片《有话好好说》的投资出现了问题。当时观众关注的都是银幕上的明星，没人在意导演是干什么的，更别说制片人了。对于张艺谋来说，巩俐是其电影的品牌，当品牌失去的时候，投资商对他的信任度就会大幅下降。

　　除了资金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相当混乱。拍电影的民营企业很少，都是国企的事，国家拿钱，等于国家是制片人。“得奖是目的，仓库是归宿”，这是当时对我们国产电影的一个形容，很准确。至于电影院，《英雄》之前，北京像样点的只有首都和大华几家而已。《英雄》公映的时候，张伟平去首都电影院调查上座情况，从后面胡同上的二楼，进去很吃惊，二楼居然改成了一个舞厅，上面挂着一个圆的彩球。电影院没有想到还有让他们赚钱的电影，只好临时找折叠椅卖票，剩下影院都是礼堂改装临时上马的。

　　最近给全国各院线老总放《三枪拍案惊奇》，南方院线老总赵军特感慨跟张伟平说，《英雄》之后，发现电影能赚钱，才开始盖电影院，之前没有人敢盖电影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回投资来。“第一个做这事，肯定要冒最大的风险。”——1996年的张伟平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在电影圈冒那么大的风险。

　　第三回：帮兄弟

　　张伟平发现张艺谋遇到资金问题，是因为那段时间张艺谋很闲，经常来家里找他。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有话好好说》的资金没到位。过了一个星期，张艺谋还是没搞掂投资，张伟平说话了，“我说实在不行就我投吧。当时说这话，完全出于一种很简单的想法，艺谋是我哥们，他如果遇到困难，我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他问真的？我说真的，如果再过一个礼拜，那个投资还没有到位，我就投，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这事说到这儿，我俩就不提了，聊别的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张艺谋才给张伟平打电话，问上次要投他电影的事，还记得吗？张伟平说记得，还投吗？投啊。就这么简单把事定下来了。

　　张艺谋深知张伟平根本不懂电影，但也了解这个人的性格，说了肯定要办，所以处处为张伟平着想，一直没找他，后来打电话，实在是资金一直落实不下来。“既然艺谋迫不得已跟我提了，这事儿我一定要办，绝不能掉链子。”张伟平决定拔刀相助。

　　第四回：有点悬

　　张伟平准备帮张艺谋的时候，正在做地产项目，为了投资张艺谋电影，临时把两个地产项目停了，因为地产项目前期也要有投入。《有话好好说》投了2600万，作为一部都市题材，当时成本相当高，主要投入还是花在演员的片酬上，姜文正因《北京人在纽约》走红，李保田刚拍完《宰相刘罗锅》。还有李雪健、葛优、赵本山，都是一线非常火的明星。

　　从《有话好好说》可以看出艺谋很关注中国电影市场，很关注观众的感受，所以他拍了一部都市题材轻喜剧。但作为投资人，张伟平仓促上阵，毫无思想准备，也没有长远打算，“艺谋知道我的想法，我们哥俩也在一起聊过，我说把这片拍完了，帮你把这坎过了，后面投资一跟上，我还干我老本行。”

　　拍电影需要现金，张伟平问张艺谋需要多少钱，当时就把现金按照指定账号全部打进去，然后就忙别的去了。拍摄期间，张伟平只去过一次现场，还是张艺谋要用他的奔驰车，另外让他客串了一次。那一场是打姜文的戏，张伟平拍得很累，“因为是假打，真打不累。”后来电影拍完，张伟平在亚运村火锅城请全体剧组人员吃关机饭，将近200人。过了两星期，张艺谋找到张伟平，说片子现在开始剪了，得开始想发行的事了。张伟平才想起还得卖片子，反正也不懂，只好有病乱投医，找了几个所谓发行界有经验的人士了解情况。结果几位说得都一样，就是带着导演、演员见一下媒体，出几份报纸，然后上电影院就可以了。张伟平觉得挺简单，但又听他们说，“现在盗版猖獗，给你盗版以后，没人去电影院看，都买家里看了”，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事，“这看不住啊。”

　　第五回：不专业

　　对于《有话好好说》，张伟平原本考虑，如果有合适的发行商就往外卖，万不得已就自己发。张艺谋之前执导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佳作，所以国外发行商一直很积极，尤其也关注张艺谋第一部都市片拍得怎么样。当时，江志强(后来发行了《卧虎藏龙》《英雄》)和哥伦比亚的芭芭拉都找过张伟平，国内是董平。“当年国内民营企业做电影有点模样的，也就董平的公司。因为董平同志锲而不舍的追着我，后来就同意把片子卖了。第一次谈的时候是只卖国内，但董平说国外也卖给我吧，我说国外好几家找我呢，你发国外行吗？他说你放心，我一定把国外给发好。”最后张伟平把《有话好好说》的国外版权也卖给了董平。

　　按照合同，国内版权卖了800万，国外1800万，当时就是270万美金。张伟平没想赚钱，就想把投资你拿回来，帮艺谋一把拉倒。结果却出人意料，《有话好好说》国内发了3000多万，是年度票房冠军。但国外版权却迟迟不见回音，张伟平开始觉得大事不妙，“董平跟我合同签的付款时间是三个月之内付款，但是一拖就半年没有信。我这个人特别不愿意为钱追人家，觉得挺没劲的，所以三个月之内一个电话都没给董平打过，过半年了，我给董平打电话，后来又专门去香港面谈一次，但他始终拖着不给钱。那就只能打官司了，我也专门咨询了律师，黑纸白字签的，百分之百赢。”但是谁也没想到，张伟平决定放弃打官司追债的机会，“如果为了200多万美金与董平对薄公堂，媒体肯定会爆炒，这是张艺谋打造个人品牌的第一部电影，就算董平还钱给我了，但是对艺谋声誉不好。”

　　张伟平最终要回了《有话好好说》的海外版权，但电影就像吃菜一样要趁热，放凉了再卖，就变成剩饭了，所以这部片子的海外至今没有卖出去。回想当日，张伟平总结经验如下：“这说明我们的电影人太不专业，董平算是当年做得最好的民营电影公司了，之前大洋比他做得大，但一部《秦颂》就消失了。《有话好好说》这事董平做得很不专业，我也不专业，当时哥伦比亚在好莱坞很有地位，江志强也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就不会赔钱，但我讲哥们义气，没卖给专业人士，卖给业余了。”

　　《有话好好说》赔了钱，张艺谋很着急，认为连累了朋友，张伟平反而安慰他：“不是张艺谋电影不赚钱，是因为我们的不专业造成了这部电影的损失。”

　　张伟平是一个从来不会认输的人，《有话好好说》的失利，反而激发了斗志，他决定开始真正做电影。“我跟艺谋说，看来谁都靠不住，得靠自己，我们成立一个专业拍电影的公司吧。”张艺谋同意，回去想了两天，第三天给公司起了名字叫新画面，张伟平鼓掌叫好，“我们以后拍电影，给观众的第一感觉就是全新的画面，电影主要故事固然重要，但是画面不可或缺，可以给观众直接带来视觉冲击。”

　　1997年，新画面成立，二张传奇正式掀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