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一次主流价值观的主题策划
主流价值观
冯小刚说：其实钱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有这么多票房，就意味着有这么多人来看，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看这部电影，这是我想要的，往往拍灾难片会形式大于内容，但我们这部电影，我希望它内容大于形式。
按照王中磊的说法，他很难给这部电影归类。“一开始是特技营造的灾难片，后来是剧情片，当中还夹杂了很多冯小刚在生活中的幽默”。尽管超过一半的成本用在了前后约20分钟地震场景的营造上，“但灾难只是一个嚼头”。
电影的剧本脱胎于张翎的小说《余震》。这部写于2006年的中篇小说，叙述了唐山大地震对一个7岁女孩儿一生的影响。在地震中，一位母亲和她的一双儿女同时被压在一块预制板下。儿、女之间只能选择一人生存，最终母亲痛苦地选择了让儿子活。但是女儿并没有死去，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跟随养父母长大，经历人生坎坷，出国求学，并最终回到了唐山，但地震留下的心灵创伤始终无法摆脱。在经历了种种心灵纠葛之后，母女俩终于释然。
家庭成员间的爱恨离愁成为故事主线。一切痛苦的“原罪”，在于灾难中母亲的选择。这个核心的情感症结，让人想起了美国作家威廉·斯泰隆的著名小说《苏菲的选择》：波兰女子苏菲，在纳粹集中营里，选择了让儿子活下来，而把女儿推向了焚尸炉。
尽管故事底本很快得到了制片方的认可，但是剧本的改编却颇费周折，前后换过两三位编剧，最终的剧本由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苏小卫完成。其间最大的困难在于，原著中的价值观倾向于灰色和悲观，部分情节与大众伦理相悖，必须进行改造和重构，使其符合大部分人的价值体系。
其中，女孩儿的养父王德清在电影中的形象被彻底改变。小说中他是工厂的财会人员，电影里将他设计为军人。这个身份更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流形象。在原著中，女孩儿获救后，养父对女孩有性骚扰和暧昧关系。这种状态直接导致了养母对女孩的尖刻，于是女孩的心灵创伤不断加大。大学时女孩未婚先孕，最后辍学，带着孩子在北京漂泊，遇到了外国人大卫，嫁到了加拿大。
“这个故事必须被改造，隐形性骚扰的内容必须去掉，观众难以接受这样有违人伦的情节。”姚建国说，“于是我们把养父塑造为一个慈父，养母虽然有些絮叨，但本质上是善良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她的大学男友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女孩怀孕后没有负起责任来，使她辍学，在北京的生活很艰难，被大卫收留。这段情节则被保留。”
事实上，女孩儿与养父、养母的关系也被设计为电影中最打动人的元素。“最打动我的一段戏不是最后母女相见，而恰恰是女孩与继父母的感情戏。”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对本刊记者说，女孩未婚先孕，继而退学，养父把她的男友揍了一顿，随后迅速衰老。消失多年的女儿携女回养父家，陈道明饰演的养父悲喜交集重新接纳她们：“这些年你上哪去了，我天天担心。”
“我们中国人很注重血缘关系。养父看见孩子，本能的爱消解了所有矛盾。亲情源于血缘，但又高于血缘。”饶曙光说。
原著中人性的阴暗面被彻底扭转，加入了更多积极性元素。这是大部分观众更愿意接受的生活伦理。不过，对于导演冯小刚来说，他的价值观则与原著更加接近。他认为成年人靠心理慰藉很难弥合，而经历过那种灾难的人，是会把这种伤痛带到坟墓中的。
“但是冯小刚的任务就是必须要解决母女间的心理隔阂，这是大众愿意接受的主流情感。”饶曙光说。于是冯小刚最终设计了一个中国式的团圆结局——母女尽释前嫌。此间的取舍，则是作为艺术家和主流商业片导演的差异。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成为故事结尾的重要桥段，这一方式在剧本讨论时备受争议。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上看显得有些牵强甚至刻意，但在影片结构上可以将两次大灾难打通，人物命运重回原点，同时更加凸显时代特征。
“当时冯小刚说，我拍电影，一定要给观众一些温暖和希望。一些追求思想高度的人，可能会评价这个结尾很傻，但是那又怎么样？愿意接受这个结尾的是多数。”王中磊回忆说。
主流情感与主流价值观的准确性，是华谊判断商业片的重要标准，也是商业电影的生命线。
“尽管我们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不满足，但是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秩序与价值观是推崇的。主流价值观一定是生活中最具体的选择，是90%的人内心愿意去追随，愿意去信奉的东西。”饶曙光说。
“每年我跟我爸可能一起吃不到5顿饭。过去我们一家人每周都会在一起吃饭。我们兄弟4人，还有4个儿媳，其乐融融。近几年却非常少了。这件事听起来很容易，但却难以实现。大家都是有梦想的人，但是这个梦想会压迫着你离开一个人所需要的正常生活。”王中磊以此来解释《唐山大地震》的主流价值观。
“价值观”的价值
2009年6月，在华谊兄弟与美国IMAX公司的签约仪式上，冯小刚宣布《唐山大地震》的票房目标是5亿元。“我和我的领导坐在下面大眼瞪小眼，有些不知所措。”姚建国说。当时电影拍摄还没有结束，投资人的票房预期就是3亿～4亿元。
在去年夏天，《泰坦尼克号》3.6亿元的票房纪录已经保持了12年。尽管冯小刚贺岁片《非诚勿扰》刚刚取得了3.4亿元的票房，但除此之外，国产片的票房还没有超过3亿元的。
然而接下来的电影市场开始不断刷新纪录。2009年暑期，《变形金刚2》以4.2亿元的票房终于取代了《泰坦尼克号》，3个月后的《建国大业》以4.5亿元的票房把国产片价值拉到了新高度，2010年初的《阿凡达》又在国内创造了超过13亿元的观影神话。
2009年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了爆发增长期。全年生产电影456部，比2008年增加50部，创下了中国电影年产量的新高。全国电影票房达到62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40%；有12部国产电影票房超过亿元，陆川、宁浩等年轻导演进入亿元俱乐部；国产片票房占到了56%；全国新建电影院数量超过110家，新银幕数量突破600块，平均每天就有1.64块诞生。电影行业的赚钱效应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
“除了市场升温的因素外，我想冯小刚的底气来自于《非诚勿扰》的成功。”姚建国说。这部2008年底的贺岁片，投资只有3000多万元，却实现了3.4亿元的票房。《唐山大地震》的档期长达四十余天，全国将放映超过6万场次，如果能够实现5亿元票房，则将刷新《建国大业》所创下的国产片票房纪录。
“《非诚勿扰》的成功，在于影片中少了一些调侃，多了一些温情。这种温情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情感，尤其是当面临社会乱象、社会竞争的压力最需要这种情感。”饶曙光说，“它实际是传统伦理片的现代化转型。”
1997年冯小刚执导的《甲方乙方》以600万元的投资获得了3600万元的票房，成为本土电影的救世之作。在此后十几年间，他不断调整着自身的文化姿态以满足社会主流情感与价值观，并不断冲击更高的票房。
《甲方乙方》主要用反讽手法，解构经典叙事和价值体系，将当代新贵的内心空虚与经典阶级斗争叙事嫁接到一起，用“角色易位”的手法获得笑料。影片充满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和调侃精神。
《非诚勿扰》表面上仍沿用了冯小刚的喜剧套路，但与《甲方乙方》已有根本不同。葛优饰演的秦奋在片中始终是一个爱情和家庭的维护者，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在追求真正的爱情。影片中没有出现秦奋家的场景，他成为一个不断漂泊的流浪汉形象，对于家庭的迫切向往在影片中时隐时现。《非诚勿扰》在精神层面彻底回归传统家庭价值观，向观众派送了一份温情主义的“心灵鸡汤”。
2008年以后，中国电影业从照搬好莱坞“大片”的形式主义，开始转向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回归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情感体验。
“每一部票房成功的电影都能看到社会主流情感的投射。”饶曙光说，“比如陈嘉上的电影《画皮》，并没有延续鬼怪片的套路，而是讲了一个现代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与观众的心理是对接的。”
而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看，最卖座的都是伦理感伤片。“早期的比如《姊妹花》、《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这样。”饶曙光说。
上世纪80年代的《少林寺》是我国第一部票房过亿的电影，除掉功夫元素外，影片中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则是那一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1990年《妈妈再爱我一次》开始在全国试映，当年底的时候，共发行了397个拷贝，观众人数过亿，票房上亿元——当时的电影票价最贵只有两三元。在它之前，观众看了太多动作片，需要调剂一下口味，这种伦理悲情剧刚好满足了观众的需要。
尽管《阿凡达》被很多国内电影从业者视为票房特例，但过滤掉特技元素，影片所讨论的关于自然、家园甚至拆迁的话题仍旧是这个时代人们的共同困境。
“伦理感伤片是中国人的一个心结。更准确地说，这种伦理诉求能否得到满足，是中国人最终是否喜欢一部影片的关键。”饶曙光说。
在这个意义上，成功的商业片导演必须帮助公众完成一次心灵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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