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冯小刚：我相信善良也有力量
冯小刚受访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就算我非常自由，我完全可以掌控自己的时候也做不到。我认为拍艺术片的人他们善于割断和观众感情沟通的联系，而我本能地要把一个堵塞通道扒开。我的电影一定要和观众建立一个沟通渠道，这是我的本能。”
主笔◎马戎戎
三联生活周刊：你相信命运么？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李元妮面临无可选择的选择。看到这里，会觉得，人在命运面前是被动的。
冯小刚：冥冥中的确有这样一个力量：你可以不相信但你还是要尊重。我觉得命和运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命是基因的传递，运是你和你自己的作为。命不能改，但是运可以，所以要把他们俩拆开了看。人在命运驱使下，实际上是被动的，但是很多人还是在做一个努力。这种努力，我觉得其实是徒劳的，然而从宏观的一个角度看，人又需要骗自己。你要骗自己，要有所改变，这样你才有勇气，或者说你有一个期待。这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去努力。
努力的人多了，你要说勤奋，那天天下地干活人比你勤奋多了。不是每一个努力勤奋的人都能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有一部分人，好像是由于他的努力，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命运的安排，因为我并不比别人更高明，也不比别人更勤奋。这是命，老天爷从这芸芸众生里随便手指一点，就你吧，我努力不努力都是这结果。他就是说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一个小尾巴鱼！这个有点像那种中奖号，就是“唰——停！”我就是被停在那儿的那个号码。你不能跟我说，怎么没停到我这儿，这就是一个偶然。
唉，我太明白我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了——其实没多大。
三联生活周刊：经常会觉得自己很脆弱么？
冯小刚：对啊，我经常觉得自己非常不堪一击。一个小女孩记者两句话就能给我弄急了。打高尔夫球，连续两个杆没打好，就把那杆弄水里去了。这都不是一个真正意志坚定的人，或者有能量的人能做出的举动。
三联生活周刊：可同时你的生命力也很强，《甲方乙方》之前，一连几部都失败了，然而还是坚持了做电影。
冯小刚：其实都是历史的巧合。在那个点上，恰如其分出现了韩三平和张和平。中国电影市场又是那么一个局面：在那之前，你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想要在国有电影制片厂拍电影或当导演是不可能的，电影学院毕业的都要先当场记去。到那时候已经山穷水尽了，电影厂终于把门槛砍了。我那时是逆流而上啊，等于所有人驾着车，推着箱子，逃难啊，从电影的这个王国里往外狂奔一路，或者干别的事去了，或者涌向电视剧了。然后我逆着这些逃难的电影人，就走进了电影厂，开始拍电影。毛主席有句话叫做“有利的情势，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说的是对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还记得毛主席语录？今天在书店还见到把《毛主席语录》新包装上市。社会已经转型，大革命里斗志盎然的人物却依然成为消费对象。你怎样看待这类现象？
冯小刚：我倒不认为大家是真的有意识从语录里找到意识形态的一个支撑点，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怀旧情绪。毛泽东代表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无论好不好，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和我们的青春往事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物质这么丰富，信息这么多，生活的品质有非常大的一个提高，没人真的会愿意退回去。我们的回忆，都是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然后，当回忆青春的时候，你就被你的回忆催眠了，然后你会误以为自己愿意回到过去。其实都是误会。
我们到唐山去采访，去了解，闲聊。唐山人说，我们唐山地震，地震完了没有哭声。众口一词地说没有哭声，我觉得他们是共同信守着这样的一种理念。我觉得这是被催眠了，被自己的一种想象催眠了。我不相信没有哭声，因为他们具体地叙述到他们自己的家庭在地震中的遭遇的时候，他就穿帮了。他就说他当时从废墟里爬，是谁给他扒出来的，然后他姐姐也没了，他的哥哥也没了，爸爸也没了。然后碰见他舅舅了，问他，家里人呢？他哭了——都没了。当他具体叙述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更愿意相信他这个说的是真实的。怎么可能呢。当然，你说一瞬间，被这样一种天塌地陷的灾难给予毁灭性打击，然后在瞬间真的蒙了，这有可能。但是跟着来的一定是嚎啕痛哭。但是唐山人特别愿意说，我们唐山人当时没有哭声。我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相信，或者口口相传这个事情。哭有什么丢人的呢？但我又没法跟他们说，你们说的可能不是真的。我反过来就想，说到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大家经常说，泸州老窖多少钱一瓶，洋河大曲多少钱一瓶，烟多少钱一盒。我们10块钱吃一大桌子菜，觉得好像那时候比现在强太多了。其实是那样么？不是。可是每个人都愿意说起那个时候，他的青少年时代，就两眼放光。
三联生活周刊：你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你这一代人经历了很多，“文革”、80年代的思想解放大潮，90年代改革开放，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你的价值观念里，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什么？
冯小刚：我1958年出生，到今年，52岁了。这50年我感觉自己经历了好几代。
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65年之前，在我印象中，人和人的关系都特别祥和。之后我就觉得开始变得特别地凛冽了，现在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开始不友善了。而且那时候比现在好一点的是，它大概有一个好坏的标准，你不能公然用那个不好挑战这个好。而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如果给出一个是非来，更多人愿意混淆这个是非。没有标准，没有界限，而且往往很多时候邪恶是占上风的。他不友善了，而且变得十分不包容。章子怡这事，大家口诛笔伐，恨不得一棍子打死。我想，她犯了一个多大的罪？她做了一个什么十恶不赦的事？那么多没捐钱的人抡着棒子打一个捐钱的人，而且一呼百应，没有一个人会同情她，觉得她活该。全世界出现这样事的国家不会很多。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时代大家都缺乏安全感？
冯小刚：是的，没有安全感。拿我自己来说，基本上我不会主动去挑衅别人，我没有对别人的攻击性，但是恰恰，现在我被妖魔化成了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的人。
我认为这和我们的民族性有关系。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蹂躏，外敌的入侵，凌辱，捕杀，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几百年下来，就把这个民族人性中最黑暗的东西，给逼出来了。其实这民族是挺善良、挺勤勉的民族，你看我们民族的诗歌，特别有智慧。后来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唐山大地震》试映后，我收到很多短信，很多提前看了片的人会觉得特别感慨……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都在哭，情感诉求是这部影片的一大消费点。
冯小刚：哭是一种宣泄。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将观众内心的善和暖安全地释放出来。我希望通过《唐山大地震》你可以让其他人来认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是什么样的情感。这个民族饱受天灾人祸，我在这儿拍的是天灾，不是人祸——天灾可以拍，人祸不能拍。天灾承担了一个恶的角色，在这个天灾面前，我们看到了人的大爱，大善，所以它是安全的，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唤起人们对善对爱的渴望和记忆。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唐山大地震》对亲情的宣扬会成为一个社会话题么？
冯小刚：会。我拍电影，在选题材的时候，都会看是否能成为一个话题，看这个东西对人的触动有多大。《非诚勿扰》拍摄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成为一个话题。
三联生活周刊：时代动荡，哪些价值观是不可动摇的？你还相信什么？在当下的大时代中，对亲情的重视和宣扬，你认为它的价值在哪里？
冯小刚：亲人永远是亲人。我觉得家庭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那么人就是彻底地没有安全感了。还有一个，我觉着还应该有是非，这东西必须得有。
我拍了不少喜剧，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我对很多事都特别失望，包括对我自己。但是我还得去拍一些喜剧，让别人觉得这是一种麻药。我们就不断地给自己打麻药，给别人打麻药。
在我的作品里其实有个原则是始终没有动摇的，那就是人道主义精神。我认为人性中最柔软最温暖的那些东西一定要在电影里有所表现。像《手机》里费墨和严守一的那种感情，这个我觉得是一贯的。《唐山大地震》是我把一贯推崇的人道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我相信这个电影能够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善。你会哭，而且哭完了之后，你心里是暖融融的。不是哭完之后心里头彻底的悲凉，凉透了。后者我觉得没准电影节喜欢那样的，但我觉得太不自然了，我要拍这样的东西，就特别违背我的良心和愿望。
三联生活周刊：前面你说到这个时代没有“是非”——我想起王朔当年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曾影响过很多青年的价值观。你的语言风格和价值取向也曾经深受他影响？
冯小刚：这个话是有环境的。当时他很红，成名了，树大招风。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咬着牙扮演着名人的角色：扮演大度和包容。王朔非常直率：你还别把我当回事，我还就不演这名人了。我们现在老说，你是公众人物，怎么不能说你啊？你就是被消遣、被娱乐的。你没有隐私，你家里的地址可以被曝光，你的电话号码可以被曝光，你身份证可以被曝光，你不许急，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很多公众名人就真的上了这个套了，于是就让人由着性地消遣你。王朔就说，少他妈来这套，你别把我当名人，我是一个流氓。一个流氓干什么样的事都是对的，一下变被动为主动，所以你看媒体很少去招惹他，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希望要跟你合作从你那获得什么。我们不是，我们拍个电影，你得跟媒体合作，你得宣传，媒体把你当成一个资源，轻易不会把你彻底弄得不合作了。那么媒体小打小闹，你也不敢跟媒体彻底翻脸，它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王朔他想看什么呀，我不利用你们，你们可以一点好脸都不给我，反过来说我也掌握了不给你们好脸的权利，是吧。你别把我当人，我也别把你当人，咱互相都别抱幻想。这是他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是这样，你无所求的时候，无欲则刚啊，是吧。我其实羡慕他这样的，但是你真得做到敢于放弃，你才能够把这步棋子“啪”一下放在这里了。不是的话，这步棋又拿回来了。为什么？有求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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