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贾樟柯--拿什么守护我们的梦想
2011年1月5日，拍摄于北京798第一车间，贾樟柯在“语路”计划发布会现场（姜晓明）
原定男一号梁景东必须剪掉蓄了两年的长发。所有工作人员准备就绪，梁景东依然不愿剪发。在与他大吵一架之后，贾樟柯扔下剪子，跳上车离开片场。顾峥追上了贾樟柯。在一条正在修路的岔道，贾樟柯一屁股坐在路基上，流下了眼泪
本刊记者 余楠 发自北京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更显珍贵。”这是短片《老男孩》片尾的话。2010年10月底，当这部42分钟的短片在网络问世后，迅速引发了观影热潮，首发网站的点击量已超过六千多万。“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的模样，未曾绽放就要枯萎吗？我有过梦想。”当片尾曲响起时，无数网友说他们泪流满面。
大片云集的影像时代，一部制作上问题颇多的网络短片，究竟靠什么打动了苛刻的网友？“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在主题歌直白的自述和追问中，你能听到最广泛的共鸣，那里也许就埋藏着最多的答案。
究竟是什么吞噬了我们的梦想？是梦想在刁难我们还是我们在背弃梦想？是不是走得太远，就注定会忘记为什么出发？在无解的现实面前，梦想也许四面楚歌，要怎样去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带着这些疑问，导演贾樟柯最近带领一个年轻的导演团队，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之中。他们把镜头聚焦于12个不同的中国梦，讲述这些梦想斗士如何渡过曾经的那些艰难时刻。
其实贾樟柯本人就是中国梦的一个样本。一个毫无资源背景的县城青年，只身来京寻找电影梦。从《小武》打拼至今，他用13年的时间，让自己从一个主流之外的电影民工，化身为最受国际影坛注目的亚洲导演之一。刚过不惑之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已将“终身成就奖”加冕于他。
就连贾樟柯本人都不否认，自己的梦想“阶段性地实现了”。圆梦以后，他开始帮助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电影梦。凭借“语路”计划，贾樟柯将6个年轻导演推到了前台。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32岁，年纪最小的刚过22岁。这是他第二个扶植新人的计划，先前启动的“添翼”计划制作的首部青年导演作品也将在今年面世。
宣判无期徒刑
1999年1月13日，刚毕业的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的机关大院，奉命“接受电影局谈话”。那一年，他29岁，刚刚拍完长片电影处女作《小武》。
在电影局官员的办公桌上，贾樟柯看到了一份复印材料，是台湾某报影剧版一篇关于《小武》的报道。在正文旁边，还有一行手写提示：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材料的署名，在后来贾樟柯的叙述里，是“某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
因为首部独立短片《小山回家》在香港独立短片展获奖，贾樟柯获得了生平第一笔投资，人民币20万。春节回家，他写出了《小武》的剧本。开机前，摄影师余力为怀疑：这点钱，我们能拍完吗？贾樟柯说：只要摄影机转起来了，就有办法。后来他们用21天在贾樟柯的家乡山西汾阳完成了全部拍摄。
《小武》的原型是贾樟柯学生时代的结拜兄弟，外号“毛驴”，后来成了小偷。他们一起的另一个结拜兄弟做了警察，负责看管“毛驴”。春节回家时，做警察的兄弟告诉他，“毛驴”在看守所成天跟他探讨“人为什么活着”这类话题。“小偷也有自己的尊严”，贾樟柯于是构思出了《小武》。
因为成本极低，《小武》采用16mm胶片拍摄。按照国产电影技术审查的规定，32mm以下胶片拍摄的电影无法进入院线。“我当时就一直觉得我拍的是一个学生作业，我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商业上的企图”。贾樟柯说。
这部没有任何商业企图的“学生作业”一问世，便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热情拥抱。柏林是《小武》的第一站，首映结束以后，所有人起立鼓掌，人们夹道欢送贾樟柯团队从台上走下来直到退席。从柏林的青年论坛大奖开始，贾樟柯和他的《小武》一起，开始了职业生涯的巡回获奖之旅。
法国《电影手册》杂志主编夏尔·戴松说：很少有一部影片像《小武》那样给人如此充满生命力的感觉，它的创作手法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在他看来，《小武》“标志着中国电影活力复苏”。后来《小武》登上了这本杂志的封面。
“家乡汾阳的生活给我一种自由的精神，县城里有我们的喜怒哀乐，我拍电影的时候，这样的场景、空间，这样的生活在中国电影里是没有的，我觉得这很不公平。”贾樟柯说。“应该有一部电影，把这些穷街陋巷的生活讲出来，这也是我拍电影很大的一个动力。我拍汾阳，不是因为它特别，而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这样的讲述在官方那里获得的评价是：未经许可，私自拍摄，私自参赛。离开电影局时，他手里拿着对他的处理意见：贾樟柯私自拍摄《小武》一片并赴国外参赛，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自即日起，禁止其从事电影相关工作。
处理意见并没有具体说明贾樟柯被禁的年限，“我也写文章，我也知道春秋笔法，当然清楚模糊意味着什么。”一纸文书，实际上宣判了这位刚刚出道的青年导演无期徒刑。“当时我充满了愤怒。”
官员告诉他：这样的事情，民不告，官不究。现在有人举报，我们就必须处理。本来应该罚你两万，考虑到你是学生，就一万吧。
最艰难的时刻
电影局处理意见下来的时候，贾樟柯正在筹备第二部长片《站台》。这部被他自己誉为“精神自传”的新片，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参加首届剧本大赛便获大奖。当众多投资渠道开始向他敞开时，他选择了日本制片公司T-MARK，它的老板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他相信这个选择可以在获得投资的同时，保持创作的独立性。”贾樟柯的文学策划顾峥这样分析。
按照贾樟柯的设想，《站台》要拍成“一代人的精神史诗”。这个剧本同时也赢得了国内电影制片厂的好感，北影、上影都打算参与投资。因为贾樟柯禁令在身，北影厂专门向电影局打报告说明《站台》情况：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绝无问题。所有的努力最终无功而返，贾樟柯没有获得解禁。
“不等了，抓紧开拍！”海外投资还在审批尚未到位，贾樟柯决定自己先垫钱尽快开机。1999年，他手头已经有一张500万人民币的存折。因为《小武》的海外发行十分理想，作为出品方之一的贾樟柯，获得了这笔可观的第一桶金。“反正老子有钱，你爱批不批，爱放不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