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血：当赛德克遇上“文明社会”(4)
电影《赛德克-巴莱》再现花冈一郎、花冈二郎在宿舍墙上写遗书的场面。
花冈一郎(右)、二郎(左)及他们的遗书原物
花冈二郎、花冈一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左)和川野花子(右)花冈一郎
深山的黑夜像密林一样难以穿越，寒气从人的脚底窜到头皮，每一寸肌肤都被冷冽的空气冻得微麻。但是赛德克人，即使在这样天候，个个只穿着自织的单衣，他们的下半身几乎赤裸，以利于在山路间穿行奔跑。1930年10月27日凌晨二时半，顶着秋夜的凉意，行动计划首先是切断雾社地区通讯和联外道路。莫那鲁道派长子达鄂莫那首先发难进攻马赫坡制材地，屠杀吉村等低阶日本巡查。次子巴萨鄂莫那则攻击马赫坡驻在所，砍下值日警察头颅，控制马赫坡。十一社中有六社相继举事，相继攻击各社驻在所。
波阿伦社与斯克社相继攻陷各自的驻在所，杀死大部份日本所员与眷属，并纵火焚烧驻在所。各社族人控制各地后，又在荷哥社会师直奔雾社公学校。
这一天，早上六点，阳光刚露出温馨恬适的面容，郡守以下各官员、家长、学童，二百人上下，都在雾社公学校操场聚齐了。雾社共有日人36户，共157人。但是这一天是雾社日人大型纪念会，重要的理番官员也从外地来到现场，其中包括了地方行政区首脑官员和郡守。雾社山谷这一天像平日一样娟秀美丽，日本人并未注意到附近部落持续一晚的杀戮与骚动。
万事俱备，运动会准备开始。
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名原住民突然冲入运动场入口，手起刀落，将一名日本理番官员的头当场砍下。目睹此景，日人大哗，许多家长惊慌失措，操场骚乱。此时早已埋伏多时较为年轻的一批原住民突然喊声震天，冲入操场，枪声大作，许多日本人饮弹，未死者则被涌入之原住民当场砍杀于操场。
原住民见到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少统统大挥山刀砍下其头，格杀勿论。现场一遍混乱，犹如地狱，几个日人躺在死人身边假死躲过杀戮。
以莫那鲁道为首，另一年纪较长编队的原住民队伍则追入日人宿舍和民房寻找漏网之鱼。
他们要将祖先土地上的日本人都杀绝了。
原住民日本警员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当时也在现场，他们与族人的关系微妙。似乎族人没有把举事的计划事先告诉他们俩，但是族人也不杀他们。但目睹屠杀，这两位在开化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原住民，非常清楚族人反抗的缘由，也知道将导致的后果。
事后收拾现场，日本人在一郎的宿舍墙上看到了两人署名的遗书。是谁写的无法确认，但二郎全家与其族人被发现在枫树林上集体自缢。在大枫树不远处，一郎杀死妻子和刚满月的儿子后，在一张运动会节目表上用铅笔写下十足日本味的句子： “花冈，在责任上，越考虑越觉得非如此做不行。在这里的是全部的家人。”
花冈一郎是日本殖民教育体制中过五关斩六将，脱颖而出的原住民，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当时的模范青年。这位赛德克族的孩子选择和族人一道承担共同的命运。
他切腹自杀。
这是被殖民者最深沉的无奈，是人类祖先崇拜传统最苍凉的遭遇：未被同化者舍生悍卫尊严；被同化者既不得不忠于自己的祖灵，又不能背叛养育、栽培自己的统治者。花冈一郎用日本人的方式切腹，像是一束移植错接的樱花树。
《赛德克-巴莱》剧照
雾社事件的首谋莫那鲁道(中)马赫坡的诠释者(右)布卡山社头目那塔帕拉霸(左)真正的人
赛德克族没有“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谚语。在他们的部落社会中，争夺猎场失败者的下场，就是失去头颅。
从举事前后的迹象推论，作为举事的部落头目之一，莫那鲁道当时必须面对赛德克族人的群情激愤，而他早就知道这个结局，等到族人一个个都走了之后，他就要自我了断，这是族人共同选择的命运。
躲避飞机、大炮与毒气攻击，日本讨伐部队一直找不到莫那鲁道，他像个幽灵一样在山间神出鬼没。但即便这样，莫那鲁道知道，大势已去。在杀死剩余的家人后，他消失在深山当中。日本人事后搜遍了整座山也找不到他。
整个战斗中，他的次子受重伤痛苦不堪请族友助其死亡，长子与剩余族人饮酒诀别后上吊自缢。莫那鲁道的妻子带着其他儿孙集体自尽。
赛德克族雾社部落与日本当局抗争了两个月，最终反抗运动落幕。
作为雾社事件的惩罚，剩下一半的赛德克族六个反抗部落被日本当局强制迁移到另一处地方，远离他们的祖居地。相比之下，作为奖励，与此赛德克部落宿有世仇的另一赛德克部落在日本讨伐行动中因助讨有功，被分配到“反抗番”的猎场，并且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袭了这个饱经磨难的赛德克友族部落，再次杀死二百多人。此部原住民最终只剩老弱妇孺，几近灭绝。
三年后，莫那鲁道的遗体被人发现在深山中，他被日本当局送到台北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室，置于玻璃柜中陈列展出。之后，他又被移往医学部解剖学教室解剖，剩下的遗骸再移至考古人类学系充当教学用。1973年，在族人的要求下，莫那鲁道的遗体由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送回雾社安葬。
“我的祖父辈是当时少数的赛德克幸存者。对于协助日军讨伐我们的道泽社赛德克族，我们早已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世世代代仇恨下去不是办法。”郭明正说。
2004年，赛德克族被台湾当局从泰雅族区分开来，成为独立的一支族群。 2011年，《赛德克-巴莱》在台湾上映。
在台湾南部的台南，安平古堡门前，游客仍旧如织，当局在其中一建筑内部搭建了历史说明解说图。安平古堡经历三百年的风霜，如今虽然重新挺直了脊背，但却像一个沉默的惊叹号，在台湾原始部落社会被入侵的历史上失语。原住民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因此如今的学者主要用荷兰人、汉人、日本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去解读原住民的过去。原住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历史话语权也被剥夺。从电影公映至今，仍有许多台湾民众不能正确念出赛德克-巴莱的全称，亦不清楚赛德克是“人”巴莱是“真正的”的意思。
包含历史学者在内，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之间，我们很容易忽略场景边缘那些集体自缢在大枫树下，不想成为丈夫后顾之忧的任何一位女性的名字。
我们总是选择历史中同情的对象。
原住民对抗入侵者，是一部争取做有尊严的“真正的人”的沧桑史。若无法理解这一点，恐怕就不会明白《赛德克-巴莱》片中“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这种奇怪的逻辑。
而历史恐怕也难以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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