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站在“白鹿原”上的陈忠实(组图)
陈忠实 老唐人/摄
陈忠实书法每天清晨，西安东郊一条小路上，可见一辆小轿车缓缓向市区西南方向驶去。车上坐着一位满脸皱纹、满嘴陕西腔的老农模样的人，他的身边，或许还会有三几位同样的农人。他就是从陕西省作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休不久，仍然担着中国作协副主席职位的著名作家陈忠实，身边是顺路搭载的村上的老乡。 官员、文人、名家、轿车，憨厚、朴实与近乎粗粝，奇妙地组合在一个人身上。他的乡党和友人，对此早已熟悉不过并津津乐道，外人却难免有点打愣，尤其是在《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并引起热议的今天，陈忠实的为人以及有关他的点点滴滴，又像揭锅大馍的热潮那样，引起围观。
其实，陈忠实是极普通的人，像他的名字，更像小说《白鹿原》封页上那满脸沟壑的老汉———就一个关中“冷娃”！
1敢怒敢骂的“软骨头”
陕西人说的“冷娃“，有人如此归纳：庄重诚实不耍滑头，有胆有识坚定执著，表面冷漠心怀热肠。陈忠实正是典型的“冷娃”式人物。
1997年12月19日，发表4年多的《白鹿原》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上，与其他3部长篇一起摘得桂冠，然而，后面却带上“修订本”三个字，让读者产生诸多猜想。
原来，《白鹿原》面世以来好评如潮，深受欢迎，却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尖锐的责难和简单的行政干预。据《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报道透露，“茅奖”评委会对这部小说曾提出如下修订意见：作品中“朱先生”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与相关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方式廓清；一些与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也应加以删改。
陈忠实没有二话，他像初始创作那样，平心静气躲到郊外一个安静的地方，按评委意见对书稿进行删改，还加上若干倾向性鲜明的文字。本来，这是精益求精的好事，改糟了还是改好了，也是属于学术上的事。然而，他由此遭到某些人 “骨头软”的指责，“为了一个茅盾文学奖就卑躬屈膝，与《白鹿原》里面体现的经典气质不符”。批评文章还上了著名的《当代》杂志。
引发大论战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出乎意料，陈忠实并没有公开回应。他跟来访记者详细解释“翻鏊子”说法的来龙去脉，并反复强调“朱先生”的观点并不代表陈忠实，小说里一些反派人物把共产党看成是共匪，难道也是陈忠实的看法？并明确表示，领导的修改意见我是接受的，不接受怎能作出这样的调整？何况有些话还保留着，人物性格也没有改变，“咋就涉及谁骨头硬、谁骨头软哩？”一个好作品不被理解是暂时的，最后一定会被理解。从“文革”前的极“左”到“文革”时的更“左”，我都经历过了，心里已经有很多承受，几句批评的话，我还不能接受吗？
此后，谁要提及有关《白鹿原》修订一事的是非，他总是反复提醒：不要在这上面做太多纠缠。文学发展有一个过程，不被人接受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也许就被接受了。
今天看来，陈忠实真不是计较名利地位的人。《白鹿原》拍成电影，他是理所当然的第一改编人，剧组也请他参与，这可是名利双收的美事。他呢，却“撒手”不管，连人家改的定稿也没看一眼。“改得好我欢迎，改得蹩脚，我也不说啥。”搁在以前，该生出“为了上电影连改编权也让给别人”之类的责难了，其实这是一种理智与信任，与其他无关。
他的骨头其实一点不软。早在1991年，陕西省酝酿省文联和省作协换届，省委有意让陈忠实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陈忠实对此事不管不问，后来被催急了，反复对省委主管领导表示，说自己一心写作(当时正在乡下写《白鹿原》)，就不当领导了。那领导被弄得有些不悦，拿出杀手锏：“这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 陈忠实的犟劲也上来了：“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
如果不是一年后路遥(原定陕西省作协主席人选)意外病故，陈忠实仍是乐于“无官一身轻”。
2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如果说陈忠实的矜持是因了他的才华，那么，造就他“冷娃”性格的则是苦难的生活，而正是这样的性格，孕育和催生了作家陈忠实。
1942年，陈忠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一个小村子，父母都是地道农民。13岁那年，靠卖树为生的父亲无力承担两个儿子的学费，只得弃小保大，让当弟弟的陈忠实先行休学。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一年的休学，改变了陈忠实的命运。
在文学上，陈忠实可谓早慧先飞。大约是15岁初中二年级那年，他读到赵树理的小说《田寡妇看瓜》，心想这些农村的事我也能写，就在作文本子上写下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一个因为果树归公引发各种矛盾的故事，获得语文老师很高评价。大概就是这时开始，他与文学结下了一生难解之缘。
不幸的是，陈忠实高中毕业时恰逢“大跃进”，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大学招生名额锐减，成绩在班上前三名的他竟然名落孙山！读大学中文系进而当职业作家的梦想破灭了，命运把少年陈忠实抛回到黄土高原。
陈忠实经历了青春岁月中最痛苦的两个月，陷入六神无主的失重状态。父亲沉默了许久后无奈地说，“当个农民又如何，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嘛！”一言惊醒，20岁的陈忠实选择了到村小学当教师。他不知道父亲比他更痛苦，二十多年后，老人患癌症去世前对他说：我对不起你，休那1年学，让你错过了20年啊！忠实听了浑身战栗，久久无言。
他庆幸选择了当教师，虽然不合他的性格和爱好，但觉得这一职业与他深爱的文学保持着某种联系———当农民的干完一天体力活回来，再没有精力和时间读书写作；当教师的放完学后，还可以读书、写东西。他下决心向文学天堂冲刺，从最基本的阅读、收集新词、造句和练笔开始，在基本功上下苦功。回忆这段生活时他说，大学、兵营和乡村三条道路中，我在最不想走的乡村之路上落脚，反而把未来一切侥幸心理都排除净尽；在自修文学写作上，开始了潜藏心底、义无反顾的人生理想。
在老屋晦暗的墙上，陈忠实写下了他的座右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然而，瑰丽的文学梦想刚刚开启，“文革”来临了。
看到各种中外名著被定性为“大毒草”、“反动言论”，遭无情批判，被抽调到公社“搞运动”的陈忠实，赶紧返回老家把厚厚的日记一页页撕下烧掉。然而“红卫兵”还是从他某篇作品里“找出”问题。他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罚去学校养猪。一天，他看见游街队伍里，挨批的竟有他崇拜的柳青、杜鹏程等好些作家。他是个“柳青迷”，也被称为“小柳青”，即使上“五七”干校，包里仍然带着柳青的《创业史》。他感到绝望，“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不要了，我还想干什么？”
更大的厄运来临了，1976年，陈忠实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小说《无畏》，描写在“造反”中起家的一名公社党委书记，在“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故事，结果受到调查，由公社党委副书记转为文化馆馆长。
那是一段充满“自虐式的反省和反思”的日子———他后来在文章中这样说。而郊区的文化馆工作，其实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辞去行政职务是为了安静读书，“用真正的文学来驱逐、涤荡我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
1977年的一天，妻子骂他天天写作，“没啥用，挣不了钱”。正好老友徐剑铭在他家聊天，身上揣着一张几十块钱的稿费单，就递给她看。她拿着看了半天，说了句“啥时咱忠实也能拿到这些就好了”，这句话，坚定了他写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两年后的1979年，陈忠实的《信任》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此重归文坛。
正是文学上死而后生的默默前行，加上长期的农村生活，对他日后的创作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对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理解和了解，正是那些年完成的。这为《白鹿原》的诞生，植下坚实厚重的文化底蕴，获取了丰富生动的真实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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