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我的兄弟姐妹》(以下简称《我》片)自首映至今,可谓捷报频传、好评如潮。有不少媒体称该片是继《妈妈再爱我一次》之后,又一颗“重磅催泪弹”,作为一个情感脆弱又钟爱国产影片的老影迷,我带着深深的希冀和一包纸巾,准备进电影院大哭一场。
出人意料的是,伴随着银幕上那时空频繁转换、支离破碎的故事情节的无序推进,时间在一分一秒地缓缓流逝。当场灯亮起,影片“曲终人散”之时,我和现场的观众依然没有找到哭的“机会”,究竟为什么《我》片没能深深打动观众呢?一位著名电影制片人对《我》片这样评价:“这么好的本子,这么精彩的故事,却没能拍出最理想的艺术效果。”联系影片的构架与细节,对照这个评判,《我》片的确存在几大缺憾。
一、背景模糊,主线不清。作为表现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情节剧,必须以真实的背景、真实的情节为基础才能吸引并打动观众。但《我》片的时代背景与主线都交待得不够清晰。齐老师一家的遭遇似乎是始于文革之末,一个东北的小镇上。影片没有创造一个与其相吻合的浓烈的政治环境与生活氛围,我们既没有听见齐老师教学生唱什么革命歌曲,也没有听到他教学生唱什么“不健康”的歌曲,他就被学校稀里糊涂地“解职”了,缺乏真实性,难以唤起观众对他的同情。这样无形中拉大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二、切换过多,情节破碎。作为悲剧,《我》片应以朴实无华的手法,扎扎实实地讲好这个十分讨巧的故事。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编导在那里刻意追求高密度快节奏的时空切换,即人物思绪的频繁交替。其结果是造成全剧情节的不流畅,同时也造成了观众欣赏情绪的支离破碎。有时观众刚刚要被悲惨的情节所打动,镜头立刻切换到索然无味的“现在时”,观众的情绪立刻消失殆尽,已经盈眶的热泪又“回流”到泪囊之中。悲剧需要的是在故事的“峰回路转”和细节的渲染上下足功夫。不言而喻,《我》片的编导尚不具备这方面的艺术功底。
三、歌星木讷,表演生涩。《我》片选用崔健和梁咏琪这两位歌坛大腕担纲是一大败笔。不客气地说,他俩基本不会表演,形象木讷、表情生涩。崔健演绎不出齐老师屡受挫折、经济拮据、面对体弱多病的妻子与嗷嗷待哺的四个儿女那种历经磨难的沧桑感,同时他也把握不准一个多子女父亲“外冷内热”的分寸感。梁咏琪那一口生涩的汉语和那一水儿的港味举止,根本就不像一个从东北小镇出国后回来寻找亲人的女性。直言之,她与那兄、弟、妹三人不像一家人。同时,梁咏琪没有一丝指挥的气质与素质,她指挥乐队的动作极为生硬,既无节奏感,更无感染力。
四、抒情不足,煽情乏力。如前所述,《我》片中的所有故事情节都是绝好的“催泪”素材,稍作加工即可发挥出“不由你不哭”的艺术威力。遗憾的是,由于编导缺少对贫困生活和手足亲情的深度体验,致使与很多极佳的抒情并煽情的良机失之交臂。如,齐老师夫妇一夜间车祸同时身亡,这对四个年幼的儿女无异于天塌地陷。此刻,编导若让兄弟姐妹四人闻噩耗踏冰雪直奔医院抱着父母血迹斑斑的尸体呼天唤地哭成一团,观众定会洒下同情的热泪。令人费解的是,如此煽情的重场戏,却被编导以“邻居敲门报信”的形式一笔带过。再如,最后一场戏,编导把思甜与忆苦的重逢放在思甜演出的音乐会上。有谁听说过一个特邀的名指挥在演出前向观众“痛说家史”并发布“寻亲告示”的?哪里又能发生两个警察让一个已经戴上手铐的追捕对象闯入演出场所造成演出中断的?更有谁见过,音乐会上女指挥中断演出去与亲人团圆,而她的先生替她执棒继续演出的?这种脱离生活的编造情节,不仅不能打动观众,而且让观众感到滑稽可笑。
有人说,那四位小演员的表演还是很感人的。对此,我完全赞同,并且我认为这四个小孩子的作用远远超过崔健、梁咏琪、姜武、夏雨四位明星的作用,要是没有他们的支撑,《我的兄弟姐妹》早就“瞎菜”了。(李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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