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颇有点寂寞的中国电影圈爆出了一件令许多电影人啧啧称奇的大事：外表显得柔弱，秀外而慧中的紫禁城影业公司的剧作家兼制片人王浙滨，以女性特有的艰韧，在一年中独立扛起了3部大片的制片重任，其中还身兼一部影片的编剧。它们是中法合拍影片《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王为中方制片人)、中国和奥地利合拍影片《芬妮的微笑》(王为编剧兼中方制片人)、紫禁城公司出品的新片《法官妈妈》(王任制片人)。

　　来自山明水秀的浙江奉化的王浙滨，70年代初开始步入文坛，发表小说、散文；1975年，非科班出身的她，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编辑。1980年始，主要从事电影剧本创作；1997年调入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20多年来，这位南国女子痴心不改，执著于电影事业的开垦、耕耘。她参加编剧、当制片人的电影作品共18部(注：到2000年已完成的作品)，其中《飞来的仙鹤》、《鸽子迷的奇遇》、《我只流三次泪》、《天国逆子》、《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背起爸爸上学》、《共和国之旗》等等荣获了国内外电影节多项大奖。

　　目前合拍影片《芬妮的微笑》正在美丽的黄山脚下拍摄。百忙之中，王浙滨用嘶哑而略显亢奋的嗓音，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笔浸虔诚情到深处人孤独

　　记者：从你的创作经历来看，你擅长创作的题材有两大类：一是儿童题材，二是重大社会主题的题材，至于纯爱情片似乎你很少涉猎？

　　王浙滨：在进入长影之前，我一直写小说、散文、诗歌，这让我进入一种自由发挥的状态，让我保持了激情。到了电影厂后从事电影剧本创作，许多剧本的选题由不得我个人决定，不是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更多地考虑市场需要来进行创作。调到紫禁城影业公司后更是由不得我了，比如王兴东编剧，我任制片人的《离开雷锋的日子》；我编剧兼任制片人的《背起爸爸上学》、《共和国之旗》等影片，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决定的选题，这还包括今年投拍的新片《法官妈妈》等。

　　诚然，我没有写过真正的爱情题材。我当年看了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后非常冲动，很想写一部经典爱情影片，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题材。直到看了浙江电视台编导的纪录片《嫁在中国》，我激动得难以自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搬上银幕的影片，我当时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这段动人凄美的爱情故事搬上银幕。

　　记者：这几年你“一心二用”，在奉命创作了那么多优秀主旋律影片同时，依然“念念不忘”《芬妮的微笑》这部影片剧本的创作。你在交叉创作时心态有怎样的不同？

　　王浙滨：《芬妮的微笑》这个剧本是我要写，不是别人要我写，这和以往的创作心态是极不一样的。说得白一点，我是抱着一种虔诚、珍视的情感投入这部影片的剧本写作的，把它当成珍宝去写。

　　我写这部戏时，把自己关在屋中，关掉手机，拔掉电话线，十几天没有下楼！第一稿我一气呵成，写了5万字，一般的电影剧本按常规是3万到4万字。写完后我大哭了一场。

　　好事多磨当制片人难上难

　　记者：只要有一点影视常识的人都知道，制片人和编剧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行当，前者属经济管理范畴，后者属文字写作领域。而你时常身兼二任又干得漂漂亮亮，实在是不多见，令我钦佩不已。

　　王浙滨：我在实践中，深深感到当制片人更艰难一些。因为，目前投资国产电影的风险比电视剧更大一点，所以当电影制片人，常常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寻找投拍资金。拍摄电影《芬妮的微笑》，紫禁城公司资金投入是300万元，这远远不够；中国和奥地利已60年没合作拍片了，他们那里哪家公司肯冒险投资这部影片呢？当时确实是一个未知数。中国和法国合拍片《巴尔扎克和小裁缝》我任中方制片人。我和法国合作方谈起《芬》片的资金困难的问题，对方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外国明星演芬妮，我脱口而出苏菲-玛索，并把剧本交给了法方制片人丽泽。丽泽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你把《巴尔扎克和小裁缝》在中国拍成，我就帮你找到苏菲-玛索。后来双方接触连苏菲拍片的酬金都大致敲定，一切困难好像已经克服，谁知事情又发生突变。由于影片主人公故事发生地点在奥地利，奥地利方面对这部影片的合作表示了强烈的愿望，他们坚持女主演一定要由奥地利当红明星来担纲，苏菲-玛索一事才作罢，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样的合作。

　　记者：寻找奥地利合作方的过程顺利吗？

　　王浙滨：《芬》片的策划乌舒拉.魏德夫人为前奥地利驻华大使夫人，她在四年中，为这部影片的合作成功，发挥了巨大作用。经她牵线，我找到了奥地利制片方约瑟芬.柯西亚。柯西亚是奥地利SK影视制作公司的资深制片人，我们在这几年中，剧本翻译传递，数不清的电子邮件，磨合磨合再磨合，终于得到奥地利政府和有关机构的大力合作，达成了合作协议。奥地利方面投资95万美元，欧洲版权归他们，亚洲版权归我们。可这时，中方的资金这么一点，让我急得天天晚上无法睡踏实。当时我已找到中国台湾一家电影公司合作，对方同意投资300万元，好事多磨，因种种原因他们的资金又抽回了。

　　在和奥地利方谈判时，我对台湾抽回资金的事情感到沮丧，我拼命掩饰自己，但还是脸上露出了破绽。精明的柯西亚到会谈结束时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当他了解到事情真相时，他兴奋地打开了香槟，说：“其实对我们奥地利方而言，我们是北京唯一合作伙伴，我只知道北京，台湾退出是令人高兴的事。”

　　后来我又设法找到辽宁金通实业集团，他们也投资300万元，这样中方的资金基本落实了。在和辽宁签约的当晚，我一上飞机就迅速进入了甜甜的梦乡，这是我当此片中方制片人睡得最香的一次。

　　千头万绪指待岁末成就感

　　记者：中国的电影业目前还处在艰难的阶段，不少电影人因种种原因离开或暂时离开了电影圈，而你却坚守这块精神的绿洲，而且做得有滋有味。是什么支撑你在这片绿洲里埋头苦干，无怨无悔？

　　王浙滨：当制片人，我觉得是为一个美丽的梦想而奋斗。对我个人来说，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第一步是编剧打下的基础，但这远远不够，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需要多个艺术创作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打造一部精品。因此，有机会既编剧又当制片人，把片子拍好，对我最重要。

　　当制片人，千头万绪，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从筹备阶段开始，寻找投资方，挑选合作者，签无数个合同，一直到召开新闻发布会，整个拍片过程的日日夜夜，还有数不清的琐琐碎碎，一刻都不能放松，所以我觉得自己干得很累很累。

　　记者：今年你单独操作的3部大片，奋斗目标是什么？

　　王浙滨：《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一片准备角逐明年的戛纳电影节；《法官妈妈》今年10月金秋将会与国内观众见面；《芬妮的微笑》预定目标角逐柏林电影节。到今年年底，3部大片如期完成后，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到时候我将彻底休息一段时间。

　　记者：今后你还会沿着编剧兼制片人的方向走下去吗？

　　王浙滨：会的。当初我和丈夫王兴东调入紫禁城公司时，主管部门给我们创造了一种机制，即我和王兴东的独立工作室拥有从创作到完成，筹划、经营、运作整部片子的权力。这种机制在电影圈也是一种尝试，我有信心在这条改革的路上走下去。本刊特约记者／包明廉

   手机铃声下载 快乐多多 快来搜索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