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所属的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携手中国电影集团,共同组建“世纪英雄电影投资公司”。这家新公司被业界人士称为中国电影业的“英雄航母”。在中国行将入世之际,“电影航母”意义非凡。
几天前,记者在北京独家专访陈凯歌。作为公司的艺术总监,他的话题始终离不开“中国的商业电影”。
电影正被技术牵着走
问:现在的电影观众普遍有两种倾向———对艺术虔诚的观众普遍对商业片的“唯技术”感到失望,但多数70年代末、80年代出生的观众则恰恰相反,认为电影的娱乐性高于一切。你怎么看?
答:我希望继续能有前一种观众。我们国门打开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各行各业变化速度非常快。一批老的观众出现你说的这种“不适应”,不知道是电影形式被淘汰了还是观众被淘汰了。应该说这两种情形都有。
从欣赏作品的角度看,因为制作和产品出现的整个过程还不完备,目前中国的电影、电视包括戏剧市场,还没有出现不同趣味、欣赏能力的观众群。这就有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是先出现这样的作品呢,还是先出现这样的观众?
国外社会商业电影的传统比较悠久,观众群分布比较均匀。这在中国大概还没有完全形成,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能是需要鸡和蛋同时往前走。
你讲的80年代出生的孩子的事反映了当今整个世界的一种趋势。大家为什么强烈地需要愉悦?因为每一个社会中,不光是我们国内的社会,生存、精神等方方面面无形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自己的判断是:18、19世纪是“艺术的世纪”,20世纪以后基本是“技术的世纪”。当世界还是艺术的世纪,大家生活的节奏没那么快,有时间回头看看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自己跟社会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所以哲学、艺术、音乐都达到古典的高峰。现在大家没时间问这些问题,因为技术的发展太快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一个被技术牵着走的生活。
中国缺少电影工业
问:以后电影、电视的主要观众群毕竟是这些70年代末、80年代出生的人,作为导演,你将如何面对?
答:我一直觉得中国电影缺因素。做不大是因为中国电影其实不是一个工业,中国的电影市场不是一个商业市场。这里面有个矛盾。
从做导演的角度来看,希望坚持自己的想法,去拍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就好像蝴蝶呆在蛹里的时间不会太长,真正如我们所说的拍出那种“诚意电影”,这个创作生命是非常短的,它得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一个就是“压力”,比如对于不成功的压力———我初出茅庐,刚从学校毕业,我有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愿望,可条件不好,环境不好,没有人提供给你拍片的机会;另外你对于你周围的生活,包括你自己有很多很多真实的感触,而不是编出来的。这就可以出现我们所说的“诚意电影”──很小的成本,作者的奋不顾身。但是,这样的电影一旦成功了之后,你的障碍就来了。你还能不能跨越这个成功、继续往前走?换句话说,我老是说最好的创作状态其实是一无所有的状态:
我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负担都没有,我就是要表达。可是当你成功了你就有了,而且你再也退不回那个一无所有的状态。所以你这时候就势必要调整,就是说你的那个创作生命基本已过去了。
而同时,你从一个社会的、工业的角度看,中国电影急需商业电影,这就是那个矛盾:一方面我们说应该让这些年轻的梦想搞艺术的人去表达他们自己,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中国那么多年以来的一个文人传统,似乎做电影就是要搞艺术,如果每一个导演都这样看,中国电影永远做不成工业。
都做艺术电影是独裁思想
问:怎样才是成熟的商业电影所应具备的条件?
答:成熟的条件是说要对电影有一个理解,这是需要过程的。
国外电影一开始就是个杂耍,大家站在那儿看个10分钟、5分钟一乐就走了。它的所谓电影的本性、天然的特征就是这样的。虽然后来出现了那么多的流派去努力寻找在电影中存在的新的意义和新的形式,但是,它的那个商业电影的传统从来没有被质疑过。
但是我们中国的商业电影是多次地被质疑过。其实我认为“都要做艺术电影”也是一种独裁思想。
所以说中国的商业电影从根本上来讲发育不全,处在胳臂腿都受到质疑的情况下,有很多的束缚,这个束缚也包括创作者自身思想里面的束缚。我们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电影里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做艺术这才是好的,是上品,别的就不行。
中国电影的势力不够大的原因就是它不是工业,不是一个成熟的商业市场。只有做成了成熟的商业市场,它的势力才会大。那个时候你才有条件去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一定要吃“精品”。
各种风格都应有生存之地
问:你觉得应该任由这种“技术”和“娱乐”的态势发展下去?
答:就好像土地退耕一样,人不能够永远勇往直前,最好的状态还是要能“进两步退一步”,包括我们对自然的重新认识、对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的重新认识、保护动物等等这些想法都是退一步的想法。慢慢可能会出现我们通常说的良性循环。可能那时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会非常多元化,选择会更加多样化,这时候也可能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沉思型的作品。
沉思跟人洗澡是一样的。我们看激烈的商业电影,就像在一个跑步机上奔跑,奔跑以后你总是要休息一下,而且你总是要洗干净自己。所以那些在风格上、样式上和主流电影完全不同的东西应该也有生存之地。
而且我一直感觉我们在文化上丢弃了很多好东西,像中国人现在只有两点能证明自己是中国人:肤色和头发,别的好像都没有。我们过去古人创造的文化、文明中间有很多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益的东西,现在却基本没有,有这种倾向,我感觉是不健康的。
80年代出生的小朋友一定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他们会说“今天就是今天,我们不要想过去”。但是,我们之所以是今天的我们,还是得跟过去有一点联系。
跨国合作可以“化敌为友”
问:你目前几部戏所做的跨国尝试是出于何种考虑?
答:在欧美国家,跨国合作已经是一个常规了,比如法国跟德国一起拍了个电影就不是什么事儿。应该这么说,我个人是反对全球化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化”。但同时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越来越融合、在文化上面犬牙交错同时互相吸收融合发生冲突的环境。所以我自己觉得中国电影也要走过这条路,我希望将来会有一些其他的导演也做这样的事,也会有更多的外国制作想在中国拍。
好莱坞现在所有的大公司都在香港那儿囤积兵力准备进入大陆这个市场。我这个所谓“敌意”也是玩笑话,也许将来可以有更多的合作,“化敌为友”。但是我有一个信念,美国的文化在中国不可能取得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那样的成功,因为中国有她特殊的文化历史的条件,我们的观众还是要看跟我们的文化、生活更近的作品。
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还是要拍动人的电影,即使是一个高科技的作品,中间还是要有一点人性的容量。电影现在越来越具有物理学的特征———它把宏观世界微观化。比如说《珍珠港》,我可以跟着炸弹一直炸进烟囱里,过去电影没有这种视角。照我看,这种“把宏观的东西微观化”能够产生很震撼的力量,但是荧幕上的炸弹是轰炸不了人心的,能震动人心的还是人性本身。
美国电影如果我认为条件成熟还会继续拍下去,但是在国内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我也会做,只是感觉到时间总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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