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导演的电影《昨天》明天即将在北京世纪剧院首映。这部由演员贾宏声一家出演自己一家真实生活的影片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自今年携此片走访了多伦多、威尼斯和香港三个城市后，张扬得了一项“亚洲电影贡献”大奖并广受好评，但张扬仍然比较低调。直到10月9日，记者与张扬父子、贾宏声父子等人一起观看了影片后，张扬终于在昨天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张扬说，2日那天的放映是《昨天》到目前为止在内地放映的惟一一场，媒体记者来的不超过3个人，而你是惟一一个看过影片后采访我的记者。

　　记者：影片拍完后，除了恭维的话，你有没有得到比较有价值的反馈？

　　张扬：在多伦多400人的影院里和威尼斯1000人的影院里，我是和观众一起看的。多伦多人看时反应很强烈，老笑，跟看喜剧片似的，我不太明白，但我知道他们很喜欢。威尼斯那边是看完了长时间鼓掌，反应不一样。那边的媒体反应也不错，据皮特(《昨天》制片人)说“有点过”，说在同类题材中，《昨天》是最成熟最出色的，别人就别拍了。在北京大华影院那次，看的人太少了，不能说明问题，还得等11月2日那天在世纪剧院看观众的反应，说实话，我还是比较看重咱们中国人对影片的看法，我虽然充满信心，但仍然觉得没谱。

　　记者：做为贾宏声的同龄人，看完影片我很不舒服，我觉得很多我本来早想明白了的事被你的影片击碎了。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亲情影片。

　　张扬：是。这个片子其实挺冷挺狠的，看的时候和看完之后都不会很舒服。而且就像你所说的，这个片子没那么简单，我真正关注的是人的精神领域的东西，关于变化和执着的东西。影片也有一些隐喻的东西，比如精神病院。比如贾宏声他的思维、生活习惯与家庭、社会的冲突，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有过，只不过贾宏声把这些都极端化了。

　　记者：我注意到结尾的处理是这样：贾宏声从精神病院回到崭新的家中，一切都很安宁平和，然后镜头一拉，这实际上是一个舞台上的场景。这是一个各个方面都能接受和满意的结尾，有没有某种妥协在里面？

　　张扬：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贾宏声与家人的关系特别好，特合谐，四个人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同一空间里，就像影片的结尾一样。我就是在那时想到拍出这样一个结尾。因为我觉得无论贾宏声怎样“偏执”、怎么“飞”，他都是一个普通人。他在影片里有一段独白，他在说“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不是影片的妥协，是生活本身的一种妥协。比如说在精神病院，贾宏声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要出院就需要一个妥协的过程。而且他也发现自己再“飞”也没那些真正的病人“飞”，于是他就会妥协。人离不开他生活的环境，可能贾宏声是坚持最久的，但那只是一个阶段。现在他也主动要接戏、挣钱，与父母一起生活了。

　　记者：你说过《昨天》代表了你那一代人的某些东西。

　　张扬：1991年、1992年我觉得是北京最好玩的两年，有点像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生活。我们那帮人都处在很迷惘的时期，就用玩儿来找生活的感觉，玩儿音乐、喝酒等等，比较疯狂。好多贾宏声的状态也是我们那时的状态。两三年过去了，同龄人都有成绩了，大部分人知道，也该干点事儿了，就从那种状态中出来了，但像贾宏声那样很少的一些人就一头扎下去了。

　　记者：拍完这部影片，贾宏声有很大变化吗？

　　张扬：拍这个片子对贾宏声挺重要的，对他自己和家庭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解脱。其实在这个戏之前贾宏声的状态就比较好了，这也是拍这部影片的前提。但他需要一个契机重新进入这个圈子。贾宏声自己也憋着一直没接戏，非等到《昨天》上映之后，一切才重新开始。

　　记者：拍一部片子总有一些得意和遗憾的地方。

　　张扬：长镜头是戏剧化的“视点”，这次用得比较大胆。说遗憾，音乐是最大的遗憾。由于版权的问题。原来用的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全部换成国内的音乐，甚至歌词也得重新翻译，不能用已有的。贾宏声在大桥下的那场戏是配《Let it be》的，剪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就哭了，后来换了音乐就没感觉了。影片中的人物就是在甲壳虫乐队的影响下发生的种种行为，一变，就失去了很多东西，确实非常遗憾。

　　记者：参加首映你会不会很紧张，如果票房不理想，会不会影响你的下一部作品？

　　张扬：第一次面对观众总是有些紧张，但我很有信心，票房方面压力不大，也不可能对我的下一部作品有影响。接下来，我会处理一些杂事，躲到一个地方写剧本，我想一年后我会再拍新的影片。文/本报记者杭程 摄/崔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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