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众对《刮痧》这样广泛的认同,是否在你的预料之中?
郑晓龙:因为之前有一个“新锐榜”,包括好的建筑、城市之类,其中最好的电影就是评的《刮痧》。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知道是怎么个评法,反正就是通知了我。另外根据这个电影的票房收入(1500万元)也算国内相当好的,我估计它可能还是受欢迎的,所以也没什么想不到的。观众喜欢,我是特别高兴。我知道今年的“百花奖”,《刮痧》的票数本来 是够的,我也得到了影片入围的通知,可后来又给拿掉了。今年“金鸡”、“百花”都没有《刮痧》。专家的什么奖得不得也没什么,但是“百花奖”观众已经作出的选择,你又给改了,这在道德上就有问题啊。完了还声称是群众评选的奖,这不是欺骗群众么?!
记者:你自己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如何?
郑晓龙:我个人来讲,我第一次拍电影,我觉得就是一个刚刚及格的作品。好多东西我没有拍进去。我对电影好多东西,胶片的手法,都没什么概念,包括它的时间,我没有精到的计算。最后是剪掉了40分钟的戏。
记者:《刮痧》想说的是一个很大的题材,但它好像没有把问题深入地讨论下去。
郑晓龙:在我脑子里其实这种可以进行深入探讨的点是很多的,为这个片子我看了很多有关的书和材料。其实起初最让我感动、感兴趣的就是这么一个文化差异的话题。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题材,从法律、人情、国家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多东西可说。到最后我觉得要说的就别想太多了,还是怎么把它拍得好看是很重要的。这个题材本身已经可以让人们想很多,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也刻意地引向了文化差异、冲突的东西,但是最终考虑的主要还是怎么好看。
记者:那你觉得《刮痧》在思想性怎么表现这方面,你做得怎么样?
郑晓龙:按我个人的标准也不是特别好。我这个片子后来就奔着“怎么好看”那边去了,另外我个人不愿意把这个故事拍得特别惨。比如说许大同,我可以让他摔死,我也拍了他摔死这段戏!他爬楼时候手抓不住,我专门拍了他从上面掉下来的镜头、落到地上的镜头,然后整个画面一下子黑下来。然后出来画外音:“北京,长城,中国……”就不是许大同教孩子说中文了,是蒋雯丽。这个结局要是剪出来就是蒋雯丽带着孩子回国内了,美国是她的伤心之地么。
记者:你在这两个结局中间作选择的时候,斗争也特激烈吧?
郑晓龙:因为如果他要是摔死了,我后面的结局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它推动观众思索的功能可能会得到强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但如果他活着呢,大家看完了会带着更多娱乐的感觉,会更加轻松,对中西方文化撞击的事情会想得少一点。我觉得快乐的心情在这里更重要,所以后来就是好莱坞的结尾嘛。我有时候也想还是要给观众一个乐观的结局,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撞击是可以有出路的。也就还是所谓好莱坞式的俗套。我还是不希望看到观众那么痛苦,也许是年纪大了,没那么狠了。
记者:要是你真让许大同摔死了,可能就得不到观众那么多喜爱票了,尽管印象可能会更深刻。
郑晓龙:对,我可能会挨骂,但是欧洲的电影节可能会给我一个什么奖。我应该重新剪一个版本到欧洲去参赛。(笑)
记者:真有这个想法?(笑)
郑晓龙:我这人不会干这种事儿,我觉得这太机会主义了。
本报记者李宏宇
颁奖辞
《刮痧》充分展现了导演作为一个说故事者的技巧,导演郑晓龙试图表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并试图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提供了可能性。该影片是今年国产片中除《大腕》之外投资最充足、制作最精良的作品,由于明显借鉴了好莱坞商业片的叙事模式,《刮痧》比较轻易地打动了大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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