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深夜，采访陈果是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偏僻的录音棚，他利用到北京拍摄《人民公厕》的间隙，为这部新片做旁白录音。当陈果走到记者面前，很难把“香港新锐导演”的冠名，与眼前这个壮实的中年男子联系到一起。记者实话实说：“我原来以为你很年轻。”陈果听后爽朗大笑，用标准国语答曰：“我是年轻呀，很多年前很年轻！”

　　我的电影是有力量的

　　记：大家认识你是因为《香港制造》，到后来的“回归三部曲”，都是反映低层社会，怎么会有这样的主题选择？

　　陈：香港虽然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其实那里很多人还是生活在困苦的环境中。香港很多导演喜欢拍中产阶层的东西。主流电影给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好的一面，看不到贫困边缘的大众。以前我也出生在这样贫苦的环境，所以我有机会拍电影，主题就想围绕这些生活在低层的人物故事。

　　记：但“回归三部曲”品质不是很整齐，像《去年烟花特别多》就感觉往商业电影上靠，你觉得三部曲中最弱的是不是这一部？

　　陈：《去》有商业的因素，因为我不想让老板亏钱，处理上商业些。的确，这部片子受到的批评最多，但也有人特别喜欢，电影不能完全取悦各种观众，它是个看不到底的深渊。

　　记：香港电影对政治、社会生活很冷淡，相对而言，在那样的人文环境中，你的电影是否是因为题材的出位、另类而脱颖而出，你又是怎样看待电影的现实教育意义的？

　　陈：我没有把自己归为另类，只是拍自己想拍的东西。香港电影不爱思考，但我的电影有思考性，不是一般观众会喜欢的，但我的电影不八股。因为人是不要教育的，是自觉的感悟，在电影里我只是呈现生活的现实，我没有去教育观众去做什么，你有感受就有感受，没有感受就算了，我没有教育观众的责任，我没有内地导演那么痛苦、那么累。我的电影反映社会的现象，是有力量的，是我个人的感受。所以，任何批评、任何赞赏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对我不要有期待。我在说人的成长

　　记：你的电影大多是青少年题材，尤其是《榴莲飘飘》、《香港有个好莱坞》以及《人民公厕》这后三部。

　　陈：对，我和年轻人接触多，我拍的电影主要是在讲成长，我自觉不自觉在说人的成长。“回归三部曲”涉及面很广，但这三部完全是年轻人的故事。

　　记：你的电影往往用的是香港非专业新人，怎么会用周迅、秦海璐这些内地演员？

　　陈：《榴莲飘飘》的故事就是讲内地的女孩子，香港女孩子演不来，首先语言不行，之前有深圳女孩子说想演，但真人演真事很难，我认识海璐时她还是学生。《香港有个好莱坞》需要周迅那样的感觉。选演员，我更多的是考虑我的电影，像这次《人民公厕》，我选的冬冬还是新人，他出生在哈尔滨，小时候随父母去了日本，前年到北京进修表演，又被一家韩国公司签下，那时候我就认识他，他的国际身份就很适合《人民公厕》。

　　记：你的电影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的？

　　陈：20世纪60年代日本导演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很年轻，像大岛渚等日本新浪潮代表，他们的电影成本低，反映很多社会现象问题，我有点像他们的选择。到现在，不管是非主流还是商业，好看的电影都是好电影，好看的电影都是成功的，我都欣赏，我跟一般观众没有两样。边缘总会汇入主流

　　记：这几年香港电影界也就出了一个你，换个角度，你是不是也成为一种艺术主流呢？

　　陈：艺术是条奔腾的长河，边缘的前端总有一天会汇入主流，因为需要新的边缘来推动。我的电影里，如果起用明星来演，是不是主流和商业？我不好说。可能是一个风格更恰当。

　　记：《人民公厕》是一部DV电影，第一次不用胶片拍电影，感觉怎样？

　　陈：我不喜欢DV，因为我成长在胶片电影的年代，但你不能否决科技的进步，进步得太快、太离谱，你没办法不用。DV有它的方便，最终也可能取代电影的东西。《人民公厕》开始就决定用DV拍，开始我不习惯，很像电视，与胶片的质感不一样，不舒服、不舒畅，停了半年没拍。但慢慢发现它很方便，像在拍家庭记录，我们在美国大街上拍，那种自由又很好。

　　记：你对经济、科技发展中的中国三地电影怎么看？

　　陈：台湾电影已经全面垮了，因为台湾的电视频道太多。香港前几年有低谷，但2001年香港电影全面起来了，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港产影片，票房很好。这几年，内地很多领域都越来越好，惟一没有起色的是电影工业。现在连泰国的电影都起来了，我们中国的电影观众应该更多地到电影院看电影，政府部门也应该有更好的机制，让更多的电影，有分类地拿到电影院里放，那时候，我想知道我陈果的，就不仅仅是看碟的内地人了。(杨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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