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9月，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迈进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学府，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在多年之后会被铭刻在中国电影史一座异常重要的里程碑上，这批北京电影学院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掀开了中国电影的崭新一页。张会军———现任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当年也是北电七八级摄影系的学生。日前，记者迎着暖融融的冬日，随同北京文艺台《蒙太奇影院》栏目的同仁一起造访了他。

　　苦乐年华

　　我在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曾经在北京教育学院当过4年的教师，后来由于不满足于自己的中专学历，并受当时社会鼓励读书的风气影响，同时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而且我同时收到两个录取通知书，出于对美术和摄影的喜爱，我最终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

　　和其他同学一样，我初一去插队，当过兵，然后又回到北京，相对来说，那个动荡年代对我们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七八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历了中国比较动荡的那个年代，经历坎坷对于搞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学习、生活无疑是紧张而又艰苦的，然而苦中也有乐。记得当年我们也搞舞会，搞舞会的时候其他同学跳舞，我和张艺谋就打灯、开灯、关灯什么的。一次，我和张艺谋宣布将要关一会儿灯，然后就把灯关掉了，马上就是亲吻的声音，大家哄笑，我们再把灯打开。由于电影学院的男孩都比较帅，其他艺术院校的女生就全都跑来参加舞会，所以弄得其他院校特郁闷，甚至有点儿小摩擦。我们学院的女同学相对来说比较少，当时很多其他系的男生想追表演系的女生追不上，因为距离远———我们摄影系是在朱辛庄那边的学校上课，而表演系是在小西天那边的城里，进一趟城得花很多钱，就使男同学们有贼心没贼胆了。也就摄影系的同学还行，因为我们能把表演系的方舒、刘冬、刘佳、沈丹萍这些女生找来，给她们拍拍照片什么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跟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我们几个人拼命地打篮球来锻炼身体，也经常去打高校的篮球赛。当时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泡图书馆、看电影、跳舞，再有就是“偷苹果”了———学校管保卫的人牵着大狼狗抓我们，但是抓不到。

　　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压力也比较大，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老师带我们摄影系同学去北影厂，当时陈怀皑导演在拍一个京剧电影叫《铁弓缘》，摄影师在北影厂非常有名，叫聂晶，他在拍片子当中，我们跟了一个段落，发现给他当摄影助理的人年纪很大，50多岁了，我们回来以后心情特别沉重，就是觉得如果按照电影体制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拍上电影?大学分配时，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张艺谋、何群、肖峰、张军他们这些人被分到广西厂可以说是历史给有准备的人一种机遇，如果他们不是分到广西厂，恐怕《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就不会出现了。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的发展是有自然规律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去了广西厂就做了正确选择，而是去了以后做了什么，我们当年毕业的同学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快当上导演、摄影、美工师、录音师、演员，谁能往前迈就往前迈，谁能往前走就往前走，谁能早一天拍上片子就早一天拍片子。而我不一样，我因为上北影之前当过教师，对这份职业有一种依恋，认为培养人可能比拍一两部片子意义更大。

　　谁与争锋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我们是电影学院历史上最刻苦的一届学生，而且有整体性，在那种整体环境下，没有人敢偷懒，没有人敢去想法儿放松自己。由于这些人经历都挺波折的，大家就觉得能上学不容易，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那时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所以大家也没有什么杂念，也很少能看到电视，更多时候，我们是从银幕上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西方国家的电影发展。我们同学中很多人没上过高中，甚至没念过初中，完全是在社会大学中学习的，他们把年轻时候的经历融入到电影创作当中，很早就开始思考中国电影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就促成了后来在他们的电影中能够反思中国应该怎么发展，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是一种什么地位，其实我觉得是磨难出了人才，还有就是我们毕业时，中国电影需要很多创作人员，因为当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思想上的开放给电影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和鼓励，很多片子出来了得益于那种年代。我觉得电影学院后来的学生学习条件要比我们当年好很多，更主要的是装备更完善，教学课程更丰富，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看了大量的片子，他们看的要比我们多多了，但他们生活磨难少，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事。我记得电影学院考研究生时出过一个题目叫《刻骨铭心》，让他们写一个东西，结果很多文章都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他们的长处是比我们敢想、敢干、富有朝气，短处就是缺乏对生活的深切体味。

　　风华绝代

　　说起第五代，我认为我们还没老呢，电影后来人还没有资历来评价我们，我一直怀着一腔忠诚和热爱守护着电影的家，我希望学生个个成才，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就像当年我们一样。现在的毕业生拍的片子更加多元化，原来可能同一化的东西比较多，我觉得从长远上看，后来者不会对第五代构成什么威胁。

　　我觉得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电影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危机，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西方世界开始关注中国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个体创作者来说还是有优势的，另外我们的电影制作成本比较低。危机则来源于我们的电影产业结构、模式和规模，更重要的是电影院的院线涉及到电影发行和放映体制或电影的经营方式。从总体上来说，电影创作方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中国电影创作人员在世界上还是比较优秀的，至少说摄影师是优秀的，我们班同学顾长卫、吕越，还有赵飞都和西方的大导演合作过，赵飞和伍迪-艾伦已经合作两部戏了，马上要上第三部了。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我们制作人的水平并不比西方人低，素质也不比他们差，但是我觉得作为经济链条当中的电影产业结构会在未来几年当中有较大的动荡和重组，甚至有颠覆性的一些变革，艺术影院的存在只是整个大的电影院线下的分支，就等于说是我们说的专销店一样，会有观众，但不会形成大规模。新报记者冯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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