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下午，广州天河电影城。

　　新版《小城之春》的广州首映，正赶上场暴雨，暴雨来时一点预兆也没有，雨点噼噼啪啪地就下来了，那动静着实有些惊人。

　　从下午4点到晚上10点，田壮壮一直处于各路记者的“轮番轰炸”中。同样的一个问题 ，被反复问了许多次，他还是诚诚恳恳地一遍遍回答，我们坐在一旁，也就一遍遍地听，不过同样一个意思，他总能说出好几种表达来，所以也不觉得腻味。

　　在这种情形下，明智的做法是另约时间。于是，第二天傍晚，在广州江湾酒店的咖啡厅里，我们终于可以坐下来，捧一杯普洱茶，平心静气地聊他的电影，聊他的50年人生经历。

　　向费穆致敬

　　话题自然是从新旧版的《小城之春》开始。为什么要重拍经典？他对老版做了哪些改编？从决定开拍时起，田壮壮就处在了这些问题的“围困”中，有段时间甚至被问到了害怕再听到的程度。

　　准确地说，他动了想重拍《小城之春》的念头，是在1999年年末的时候。尽管早在电影学院的时候，田壮壮就看过《小城之春》，但那时的他正年轻气盛，“看电影还不会这么透”。1999年正赶上全球都在为千禧年的到来造势，“到处闹哄哄的”，在这种喧哗里，田壮壮感到了不对劲———“不就是一个过日子吗？有什么值得折腾的！我们是不是有点迷失了？”这时他又看了遍《小城之春》，看着看着，田壮壮“突然感到一阵激动。有戏！这故事太有意思了！”田壮壮拿定了主意———“再拍一次吧！”。

　　这时的他，已有10年没有执导话筒，“连导演椅子都找不着在哪搁呢！”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一个有才华的导演来说，这种时空跨越也许一步就趟过来了，何况还有一个豪华阵容在后头拖着：阿城的剧本、李屏宾的摄影、叶锦添的服装和人物造型、李少红的监制……但直到开拍，田壮壮的心理压力一直很大，正像那些来自影评人的质疑意见一样，他也得给自己一个答案———“原作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重拍的价值在哪里，到底有什么意义使我们要重拍这部经典？”他打过一个比方：“我是去临张画儿，这张画我临的再好，也是赝品。”后来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最差就是我已经输了，所以我反倒没什么负担。”

　　在这种“不想赢，也没可能赢”的心态下，田壮壮开始了新的“小城”之旅。十年了，田壮壮最怕的就是看拍戏，“不在现场没关系，就好比不在一群烟民里面，你没感到特别要抽烟，但要是到了片场里面，那是锥心的疼”。真到自个上场了，田壮壮拍得格外精细，李少红揭发：好几次早上起来，田壮壮就坐在沙发上悃着，把拍摄带看了一个通宵。

　　电影上演了，评判权就全交给了观众。首映那天，百人小厅里，整个过程中静悄悄的，剧终时，掌声噼噼啪啪地响起来。田壮壮是有自信的：“看完片子后，叶锦添哭了。”不知道田壮壮自己哭过没有？

　　采访中田壮壮多次提到费穆，提到他和冥冥中费穆的精神沟通，“他在手把手教我拍电影啊”。对他影响更大的，是费穆的为人。当年日本人侵华，逼着费穆拍电影，费穆坚决不拍，你不拍就不能在电影场里干，费穆就去转而排话剧。“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他有自己的一个天地。”

　　田壮壮越琢磨《小城之春》，越觉得费穆了不起，所以他“最担心费先生家人的意见”。片子做完了，田壮壮特意把片子带到香港，“紧张得很”，要听费穆在香港后人的意见。几天前，《小城之春》在上海放映，费穆的三弟媳，都90岁了，带着全家11口人上电影院买票看电影，“这是我最高兴的事”。

　　田壮壮认为，费穆作为一代电影大师，却长期淹没在史海深处，这是“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所以尽管有人反对重拍，有人对新版电影指指点点，他始终坚信这事没错：“我起码把《小城之春》变成了一个话题，你要评论新作，势必要和费穆的旧作在一起比较。过去有多少人知道《小城之春》，知道费穆？”这成了向大师致敬的一种方式。

　　最近，田壮壮特意去看了费穆先生。在离上海100多公里外，田壮壮在费穆墓前坐了半个钟头，一直没怎么说话，临到要走了，他长出了一口气，说：“我真舒服，关于《小城之春》的所有事都了结了。”

　　不欢而散的鹿特丹

　　田壮壮的上一部作品是《蓝风筝》，1992年拍摄完成，讲述从1953年到1966年北京一个普通家庭的几个成员的生活故事。因“拍得和剧本不符”的原因，《蓝风筝》未能通过电影局的审查，迄今不能公映。

　　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田壮壮说：当时，鹿特丹电影节开幕，有一个环节是“中国电影专题展”，放映了包括《蓝风筝》在内的田壮壮、张元、王小帅等人的作品。一些国外电影人还为此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有100多名记者参加。

　　田壮壮当时不想去参加这个发布会，他回忆说：“我觉得这个会上不能随便发言，就说了一个观点———‘中国电影感谢你们的支持，但中国电影的改变得靠中国电影人自己，你们帮不了中国电影的忙’，这个会就算不欢而散了。”

　　这件事的后果是，“那些张罗这个会的那些喜欢中国电影的外国人，从此不太理我，以为我不识抬举，拆了他们的台”。

　　今天再来谈当年在鹿特丹的事情，田壮壮显得很坦然：“说那番话，我觉得是个原则问题，电影就是电影，不要跟其它东西混为一谈。”

　　祖荫庇护出的好人

　　十年来，田壮壮做了些与电影创作无关的事，他曾经想做一个电影网站，还曾经想买下所有十大电影厂的旧片版权。但其中最受人称道的是他帮助一些年轻导演投身电影事业，这些人里边有路学长、王小帅、章明等，他们的作品如《巫山云雨》等，已经构成了第六代导演作品群像中的重要场景。

　　“我好管闲事，跟电影有关的事，能帮我就帮一把。”任何一个行业里，总有打压新人的现象，电影业也不例外，田壮壮管这叫“行业恶习”：“生怕别人出来，抢了自己饭碗。”田壮壮的做法是：帮年轻电影人联系电影厂，组织剧本，寻找资金，他甚至还在路学长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里面，出演了一回主角。

　　但他不愿多提这事，“什么扶持，那是瞎掰，能帮多少忙就帮多少忙吧。”

　　关于中国的年轻导演，田壮壮提得比较多的是姜文、路学长等人。在他看来，“他们的电影叙事是一种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有的电影拍得挺飞的”，田壮壮自认这是差距，自认自己已拍不出来这种“飞”的感觉，“他们直接就用画面思考了，不像我们是用文字，他们更接近于电影的本质”。

　　采访常常被电话铃声打断，都是各地的朋友告诉他看电影的感受，其中一个是他当兵时的排长，近30年了，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据说早在上电影学院的时候，田壮壮就颇受同学信任，这不单单是他已导演了《我们的角落》、《小院》、《红象》的作品系列，而是他的诚挚为人。

　　有个例子，1983年，当张军钊、张艺谋、何群等人在广西正为《一个和八个》绞尽脑汁时，田壮壮来了，作为老导演凌子风的助手来为《边城》选演员。一看到这种情景，田壮壮马上有难同当：“这样吧，我和何群负责每天三顿的买菜做饭，你们白天好好讨论，晚上咱们一块撒开了聊。”

　　有电影学院教授这样描述田壮壮：“既拍电影，也讲究品味世俗人生，他不计沉浮，生死由天，达观自如，这是一种艺术态度，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田壮壮自己说：“上至大腕，下到民工，我都能聊得来，我不愿让人觉得你是个特别牛的人。不做导演时，你就是一个老百姓，这最舒服了。”

　　在田壮壮身上，还保留着一些古典的情致。珍惜友谊：好朋友有了难处，“有问题你说话”；人生态度的豁达和开朗：“做人，过日子，马马虎虎就行了”；对当代生活方式的警醒：不上酒吧，不唱卡拉OK，不洗桑拿———“一群熟人突然就坦诚相对了，一点隐私也没有”。

　　他笑言自己的性格是“特别受了祖荫庇护”。他的父母亲是上一代著名电影人田方和于蓝，田方惨死于“文革”后期，据说北影厂摄影棚看大门的大爷见了田壮壮会特意走上来，“你是田方的儿子？你爸好人！”

　　在我看来，田壮壮能够帮助下一代电影人，离不开他的家教，包括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当年下乡插队步行途中，突然胃痛，疼得他躺在地上，拿扎好的行李压在肚子上，村里素不相识的老奶奶拿出窗台上仅有的几个冻柿子，作偏方给他吃下去。拍《猎场札撒》、《盗马贼》是在内蒙古和西藏，他看到了当地的淳厚民俗：朋友之间生死相助的侠义古风，视钱财如粪土的浪漫豪情。在田壮壮心灵深处，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记忆，“很过瘾”。

　　误会中的田壮壮

　　十多年前，有关田壮壮曾传出句名言：“我的电影是拍给21世纪的人看的。”田壮壮说那都是误会，很熟朋友之间的玩笑话，一传开来，就俨然成了一种对抗观众的态度。包括最近的《小城之春》，也有几句话传出来，譬如“浮躁的人是看不下去的”，譬如“是为知己拍的电影”。

　　现在的田壮壮对观众倒是非常重视，“你原来喜欢喝咖啡，现在不喝了，并不是你不喜欢，而是咖啡的味道不对。”他认为观众远离了电影院，是电影工作者自己出了问题，他说：“我甚至觉得观众了不起，现在还能够花钱买票看电影，他们值得尊敬。”

　　他迄今不怎么喝酒，做人讲究“老实”，开车从来不开快车。但那个时候还是过去了，那时听了不痛快的话，“会直接恶心对方”，现在他会想一想，比如拍电影常见的导演和资方的意见分歧，他会这么说：“别人为你投了资，你得替人家想想。”所以，他想拒绝这种影片的巡回推广活动，但却拒绝不下来，“都是朋友，我不是个冷漠的人”。

　　不过他还是有所坚持：他不拍电视剧，不拍某些类型片，“下坡太快了，一出溜就到了底”，二十多年的电影经历，田壮壮有过经验，也有过教训，用他的话来说：“你得坚持，宁肯不拍，也不能滥拍，你要为你热爱的东西工作。”

　　十多年过去了，人世的起伏荣衰，又岂是几句解释就能够消解得了的。那些话，他说过也罢，没说过也罢，玩笑当了真也罢，现在都不重要了。我有时会想，那么豪放不拘的“狂言”，那么直抵人心的尖锐之语，也许真说出了田壮壮当时对电影的思考。时移世易，改变的不光是年龄，也许还有心态。本报记者万静波/摄影／王轶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