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上海电影译制厂(以下简称“上译”)又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沉寂多时的上译第一次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专业配音演员。消息发布后，有300多人报名，其中不少是放弃优厚报酬前来应聘的。经过三轮考试，留下了20位外围演员。日前，已经确定录取4位新人。配音演员丁建华说，这次动静大，是因为很多年没有这样大张旗鼓地招人了。

　　建厂45年的上译此次一反常规，不是从艺术院校，而是面向社会招聘新人。厂长乔榛解释道：国内没有配音专业，通常从艺术院校招演员，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去拍影视作品。译制片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做好这份工作，要有强烈的爱心，要全身心的投入，要受得了寂寞。所以除了业务和能力之外，还要有安于配音的气质。

　　上译对招聘的新人表示满意，新人们得到被录用的消息也兴奋不已。丁建华说，相信他们会加倍珍惜，会更有激情。

　　乔榛用了“刻不容缓”来形容上译目前的状况。他说：厂里最兴旺的时候，有28个演员。现在加上我自己也只有11个演员，行当也不齐了。我们太需要新鲜血液了。

　　在伤痕小说和朦胧诗风行的时代，看译制片是时尚文化的代名词

　　中国译制片的黄金时代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译制片的出现，让中国的电影院一下子跨越了只有阿尔巴尼亚、越南和朝鲜电影的电影饥馑时代。作为人们的慰藉和寄托，译制片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记忆。在伤痕小说和朦胧诗风行的时代，看译制片同样是时尚文化的代名词。反复收听译制片的录音剪辑，交流看译制片的心得，模仿译制片中的台词，成了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去译制厂所在的永嘉路383号看一场内部电影，更是当时一件值得大肆炫耀的事情。

　　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当年轰动一时的译制片有不少完成于“文革”时期，这些为少数人译制的内部影片往往被冠以艺术参考片之名。上译的《生死恋》、《冷酷的心》、《红菱艳》、《巴黎圣母院》、《简爱》、《沉默的人》、《蛇》，北影译制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都完成于那个年代。也只有那时，人们才能心无旁骛，像完成政治任务一样精心加工这些影片。上译集中了优秀的翻译、导演、演员，他们中有黄佐临、陈叙一、程之、卫禹平、邱岳峰、李梓等等。

　　已故著名配音演员卫禹平和张同凝的儿子卫宪回忆道，“文革”时期，有的片子是香港的过路片，没有剧本。北京方面要看，常常要求一两个星期将翻译、配音做出来。有一部影片里的台词，连外语学院的老师也听不懂。无奈之下，只好将发配在皮鞋厂的柯庆施找来，他不但听出那是墨西哥土话，临走还写了一篇批判这部电影的文章。然后，回到皮鞋厂，继续敲他的鞋钉。

　　“后来内部片一出来，马上就火了。”卫宪这样说道。在解冻之后，这些译制于黑暗年代的影片陆续闪耀在银幕上，不但打开了封闭已久的西方文化之窗，也成为译制片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对译制片的热爱，产生了一连串的移情作用，幕后的配音演员破天荒地成为观众热切关注的偶像

　　在还没有进入译制厂之前，丁建华就是译制片的影迷了。她说：电影里的台词总是既形象又生动，“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这句话没觉得是配音配出来的。等知道之后，我肃然起敬。我那时在部队文工团，一天的活动结束了以后，和战友们排着队走向澡堂，嘴里说的就是电影台词：“工作完了洗个澡，好像穿件大棉袄。”我们并不懂其中的含义，但就是觉得有劲。有一次看《伟大的公民》，主人公的声音那样辽阔，我完全被震住了。后来知道那是卫禹平配的。从那时开始，我崇拜他们，钦佩他们。在考译制厂的时候，面对台上的考官，我就像面对久违了的朋友一样。

　　对译制片热爱，产生了一连串的移情作用，幕后的配音演员破天荒地成为观众热切关注的偶像。

　　作家南妮在大学时代看了无数遍《简爱》，好几段台词都背得出，比如“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经常成为学校里的表演节目。“这些台词独立成章，像MTV一样，抒发的是抒情性的情绪。”有一个名叫金蕾的女孩，考到南妮所在的学校，因为她在《简爱》里给罗切斯特的养女配过音，同学们听说了之后争先恐后地去看她，像看明星一样。

　　有一次，配音演员李梓在街上骑车经过，有认识的路人指指点点，一个男青年闻听此言，马上像一阵风一样追上去，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看一眼心目中的明星。

　　在许多文艺晚会上，配音演员的风头经常盖过了影视明星。观众知道配真由美、配奥斯瓦尔多的演员在场，不要他们做什么，只要和他们说说话，听听他们的声音。

　　厂里一部电影要配3-4天就“搞好”了，外面一部电影一天甚至半天就“搞完”了

　　上译从建厂之初就有着不少雷打不动的传统。老厂长陈叙一定下了基本的规矩：“翻译要准确，配音要传神。”厂里的不少演员来自上海电影制片厂，本来就是演员出身，表演经验丰富。新挑选的演员，普通话要标准，台词功夫要好。在译制厂里面，大家更愿意把配音称为语言艺术。在早期的译制片工作中，由于设备的关系，配错了一个字，就要重新来过。每一个演员都下功夫，把台词全部背下来。

　　译制厂剧本编辑的精细是出了名的。乔臻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花费精力也最多，看语汇是否到位，个性是否鲜明，口型是否对准。逐字逐句核对完了，才能投入生产。甚至于到了棚里还要改，尽管戴着镣铐跳舞，每个人依然任劳任怨。这种传统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电影《角斗士》里，丁建华为露席拉配音。在男主角死后，有一句台词是“侍奉他”，但是口型只有两个字。既要配合口型，又要意思贴切，丁建华为此好几天苦思冥想，等到实录的时候，丁建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厚葬”，这和接下来的画面中，一位元老所说的“谁和我一起抬他”十分连贯。丁建华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说出这么好的词。乔榛则说，这是灵感在冒火花。

　　从8岁就开始接触译制片配音的金锋，现在是译制厂最年轻的配音演员，他说，厂里的敬业精神和外面太不一样，从没有把配音当成挣钱的事情来做。厂里一部电影要配3-4天就“搞好”了，外面一部电影一天甚至半天就“搞完”了。厂里是搞好，外面是搞完，尽管这样说粗俗了一点。

　　有一次，一句台词被译成“十个子弹十个洞”，结果，老厂长陈叙一狠狠地批了一顿。后来这句台词被翻译成“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在电影《华丽家族》里，有一句恭维一个妇女生了三个孩子的台词，按照字面直译成“你真有一个好肚皮”让人哭笑不得，后来改成“你真是好福气”才觉得顺了。

　　知道“吃饭的拐杖”指的是什么吗？明白“带着汽车内胎去游泳”是什么意思吗？经过反复确认，才在配音过程中恢复了它们本来的意思，原来它们的原意分别是“筷子”和“救生圈”。

　　争论的焦点在于：译制片损坏了原有的艺术风味、演员配音艺术腔、损坏了原片的音效

　　在老一代配音演员隐退的同时，译制片的鼎盛时期也正在悄然结束。当观众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的时候，当他们不是在电影院里，而是在家里观赏自己喜欢的影片的时候，全国亿万人民观看同一部片子，议论同一话题的情形不复再现。译制片终于风光不再。

　　在译制厂的配音演员的心目中，好的译制片会对人的艺术感官产生冲击。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本土语言的崇敬，保持的是纯净的本土文化。汉语的语言之美，特有的抑扬顿挫是很棒的东西。金锋说：在北京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一篇批评文章，说是配音没有把原片中加勒比海的口音传达出来。难道我要用台湾腔、福建腔这样的沿海口音来配，才算合格吗？

　　与此同时，对译制片的抨击也越演越烈。不要配音的译制片，要看字幕原版片的呼声屡屡见于报端。在一部分人的眼中，译制片已经成为落后、保守、粗制滥造的同义语。译制厂引以为豪的二度创作和中国化的加工润色，都成为诟病的对象。对译制片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争论的焦点在于：译制片损坏了原有的艺术风味、演员配音艺术腔、损坏了原片的音效。抨击最猛烈的，恰恰是以前从译制片中受惠最多的知识分子。本报记者王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