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艺术电影和所谓的先锋戏剧，它已经成为一个时尚的招牌，成为一块遮羞布，它把它背后那些很世俗的或者再说严重一点，很庸俗的动机给掩盖了。　　　———王斌

　　张艺谋的电影是一部有关和平的电影，但是和平是什么？所有人的理解和平就是不打仗，在我看来，和平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甘露

　　《英雄》的文学策划王斌是张艺谋剧组十几年来的长期合作者，与他谈《英雄》，听到最多的几个字眼是激情、热情、思想、血性……在他看来，《英雄》“是充满着男人血性的一部电影，也许是再一次张扬了《红高粱》所具有的那种豪迈”。王斌认为“中国电影要做热，需要同时有10个、20个乃至50个具有张艺谋这种水准和战略眼光的电影导演”。不知这个说法何时能有验证的机会。

　　记者：《英雄》这部电影，最早究竟是什么时间开始的？

　　王斌：严格地说《英雄》最早的产生应该是四五年前。艺谋喜欢武侠小说，他是如痴如醉地读各种武侠小说，而且一直向我推荐。我过去因为搞文学，老觉得武侠这玩意儿是一个通俗的东西，我不屑去读。那时候他就向我隆重推出：一定要看金庸古龙，尤其是古龙。我看古龙是在弄《我的父亲母亲》，带着编剧过去改剧本，闲暇的时间读的。我就发现古龙确实了不起，真的是一个特别血性的男人，不是一般地靠功力，或是像金庸靠博学就能把小说写出来的，他是骨血里就有种侠气，这种侠气充溢他的全身，以至流贯出笔尖，这是古龙。

　　我们四五年前的动议是在《卧虎藏龙》之前了，当时是有个苗子，一直没有去实现它。那次为什么动了一下呢？是因为成龙找艺谋要合作拍一部片子，当时我就和现在执笔的这个编剧李冯编了一个故事。成龙一看觉得和他路数不对，就放下了。那个故事就是“刺秦”的故事，一个我们自己臆造出的“刺秦”故事。一放就是比较长的时间，等到我们捡起来的时候就知道李安在弄《卧虎藏龙》。

　　当时我们想找一个题材，已经碰了很多次，最初是想找一个小说改成电影文学剧本，而且我们确实找了一些小说。后来一进入小说，不论是金庸古龙，就发现是个套，这个套充满了情节和意外，但是不充满思想，很难找到思想的痕迹。最重要的是你进了套之后，就没有自己了，小说就把你吃了。当你想表达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会发现你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它的情节太重了，一下就把你整个想法给压垮了。这个时候就决定放弃它，我们自己另起炉灶。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跟艺谋合作这么多年，包括艺谋本人所有的本子都是有一个原著小说，尽管这个小说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毕竟有个原著。这次要求我们另起炉灶，当时我跟李冯也查各种资料，看各种碟，找各种想法。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晚上，10点多钟了，外面刮着大风，特别冷，我们三个在一个豆浆店。艺谋突然有了个想法，他说：我一直对“荆轲刺秦”里，将军樊於期割头的行为非常感动，他是拿出自己的生命，为了朋友去完成一件大事。这种无言的献身一直让我感动，我们是不是要这股劲儿，就是朋友之间有种默契，眼神一对，不用说话，彼此就心知肚明。

　　当时他提出的条件很苛刻，不能有爱情什么的。我和李冯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点问题，因为武侠电影还是需要这个。现在的《英雄》还是很讲情感，爱情啊什么都挺丰富。我和李冯碰了几次，终于碰出了一个我们自己认为有意思的好点子，这个点子艺谋当时看完以后认可了。张艺谋是这样一个人：你如果有个好点子，他能够在这个点上迅速起跳，他跳得一定比你高，一把就抓住最实质的东西加以发挥。这一发挥就使得故事突然产生异彩，我们就很兴奋，这时候反复拉了好几稿提纲，最后终于敲定一个提纲，李冯就开始进行具体的剧本操作。这个过程里我还和他继续联系，而艺谋继续筹备《幸福时光》。在他拍《幸福时光》的过程中，剧本第一稿已经出来了。

　　记者：张艺谋对这个剧本的要求是什么？

　　王斌：艺谋的要求就是我们这部戏的人物是有气质的，不要多言……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呱呱老说，其实他的性格是一个沉默的、内向的人，而且他自身那种西北汉子的气质一直有股劲顶在那儿。剧本出来之后基本上的意思是完成了，当然里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在艺谋看来这个故事还不够奇特，所以再一次重新谈。这次谈基本上是他在发挥了，这以后再谈，基本上也是我们听他的，然后去补充。现在这个故事，大部分都是他谈出来的。反复地推翻重来，进行了多少次，但终于我们有了现在这个故事。整个过程，坦率地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互相磨合、编织、推翻、重建的过程。光提纲就已经有十几稿了。

　　记者：是因为这是你们第一次从无到有地做一部电影？

　　王斌：对，第一次，而且还不止如此。因为很多人已经拍了武侠电影，也很成功。《卧虎藏龙》就是一例，当然在我心目中它不成功，它不如《新龙门客栈》，但是它毕竟在国际上得到了很好的成绩。

　　我们这部电影面对的也主要是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只是一部分。这一部电影的投资3000万美金，光靠国内市场是回不来的。中国要说情节剧、商业电影，最具有特点的模式就是武侠模式，这是我们独有的。在人家已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怎么跨越别人？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不仅考你的智商，也考你的毅力。

　　记者：电影做后期当中你看过了吗？

　　王斌：还没有，只是看了几个镜头。我觉得将来电影出来一定是一个很阳刚的东西。是充满着男人血性的一部电影。也许是再一次张扬了《红高粱》所具有的那种豪迈，但是它肯定比《红高粱》显得成熟，因为这么多年了，它比《红高粱》要更有种“内劲儿”。

　　记者：这种说法挺吊人胃口的。因为在《英雄》之前，很多人都觉得张艺谋越来越“没劲儿”了。你在与张艺谋长年的合作中，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呢？

　　王斌：我感觉要说“没劲儿”，只能说是《幸福时光》，我自己觉得少点“内力”。《红高粱》之后所有的电影———《摇啊摇》的劲儿也少点儿，《代号美洲豹》就不说了——其他剩下的电影都非常有劲儿，只是你能不能感受到这个劲儿。那股劲是骨子里燃烧的那种激情，一直在从头烧到尾。

　　《红高粱》的劲儿是嚣张出来的，非常张扬，它是处女作，宣泄得很厉害，极度充满激情。激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敛，一种是直接张扬。人总是要走向成熟，所谓成熟的标志就是你的感情慢慢变得含蓄、内敛，变得更沉稳，并不是这个“劲儿”没有了。我觉得张艺谋身上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扬名立万已经这么多年了，可是只要跟他接触，你依然能感觉到他身上燃烧的那种激情。这种激情似乎是永不衰竭的。

　　而且这个人一直是跟自己挑战的，为什么《红高粱》以后他就再没拍过这样的电影？他觉得那种电影对他来说已经轻车熟路了，他必须改变，看自己的张力和弹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极限，所以他有了后面的一系列电影。你仔细看他所有的电影都是形态各异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放《活着》的时候，90%的人看完给我打电话，说《活着》是一部烂片。我跟其中一个导演还争起来了，我就告诉他：“两三年之后你再看，咱们再说。”两三年之后有了DVD，许多人看完后一再告诉我，《活着》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

　　很多人对我说艺谋是拍不了武侠电影的，他们太不了解张艺谋了，他身上是绝对有侠气的。《英雄》是按照张艺谋一贯的创作方式延续下来的一部商业电影，但是它区别于其他商业电影的地方是，这里面有对今天世界的一个态度。如果说过去的武侠电影都是大量的冤冤相报、江湖恩怨，我们拍这部电影，是要探讨何为英雄，一个英雄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情怀，什么样的眼界，这是我们在这个片子里试图要做的。

　　记者：在你看来，《英雄》能够带动起什么东西来么？

　　王斌：目前我个人认为，不要指望它带动什么，但有一个奢望，希望这部电影的出世，能够把观众对中国电影的热情煽动起来。因为中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热情是大踏步地衰减，我们不断看见我们的电影在影院门可罗雀，电影已经到这样一种悲惨的程度，应该说任何一个电影工作者都是有责任的。冯小刚的电影就有一定道理，他的电影好坏不说，但他的的确确为中国电影建了奇功，因为他把观众带进了电影院，在这一点上，他功不可没。但是我们的电影院里也不能永远是冯小刚喜剧一枝独秀，我们也要有高档次的商业电影，它是商业电影，它同时还带有你个人所要表达的一种态度。

　　记者：就算你们能做到，这个力量还是不够吧？

　　王斌：中国电影要做热，需要同时有10个、20个乃至50个具有张艺谋这种水准和战略眼光的电影导演，不断地进入电影市场，就把观众看电影的习惯带动起来了。

　　记者：韩国电影在这方面好像是个很好的比照。

　　王斌：韩国电影太牛了，它的民族精神太厉害了，虽然我是一小国但我一定要和大国决一死战。他们的电影很血性，创意都极好。你要说它缺什么，它缺思想，但是没关系，人家上来这股热情就把你打倒了。

　　记者：你说张艺谋的电影，是既要商业化、有热情，又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不是像一步跨了两个台阶了？现在更多人最先要做的是否还是先把电影拍好？

　　王斌：按道理是要先把电影拍好，但现在的年轻人里有不少自认有博大的思想或者伟大的想法，于是就觉得自己能拍艺术片。现在艺术电影和所谓的先锋戏剧，它已经成为一个时尚的招牌，成为一块遮羞布，它把它背后那些很世俗的或者再说严重一点，很庸俗的动机给掩盖了。其实你只要是个明眼人，你一看到那个作品就能知道他想干什么。这个人是不是有思想，是不是真的对形式对内容有天然的变革的愿望。很多人是在蒙老外。

　　现在很多人在拍电影，用DV，几十万就拍电影了。没关系，需要有那么几年，几年之后，大浪淘沙，总能淘出几个好样的。本报记者李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