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电影是导演与公众对话的载体的话，那么即将上映的《周渔的火车》则为孙周提供了继《漂亮妈妈》后再次向大众敞开心扉的契机。虽然“火车”已被媒体预热得似有疾驰而来之势，三位主演巩俐、梁家辉、孙红雷更是相继摆开阵势迎接着接踵而来的记者，但当记者日前见到导演孙周时，他却仍在为影片的最后修改挑灯夜战。虽然用电影与公众对话是导演的职责，但这种方式似乎并不直接，于是有了下面这组孙周与公众的“直接”对话。

　　　评论家说，北村是一个用心灵写作，并视写作为生命的纯文学作家，他有着一般作家所缺乏的超前性与前瞻性，如果你爱过，他的小说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共鸣；如果你还没有爱过，它将教你如何去爱。从他塑造的各色人物的灵魂，你可以看到他们悲剧性的命运，而这些人物的悲剧又都是灵魂的悲剧。孙周说，我与北村开始就很有默契，我很喜欢他这个人，他的小说就像酵母，给了我一个可以重新去培育一些东西的土壤，我们修改剧本的那个过程仿佛是一个与心灵对话的过程。

　　如果大家看过小说，那么再看这个电影肯定会失望的，小说就像酵母，给我一个土壤，重新去培育一些东西，我与北村开始就很有默契，我很喜欢他这个人。我一直想拍一部很个人化，很纯粹，但却能与心灵沟通的作品。说实话，这部电影我是命题作业，目的很明确，就是给巩俐拍的。小说的确很有意思，但男人的立场不是我想要的，后来我与北村联系，问他可不可以改，而且不用急于给我答复，我给了他三天的时间，三天后他给我回信说应该可以。但真正开始工作时却遇到很大困难，第一稿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当北村改到第四稿时，我们都近乎崩溃了，好像钻进了死胡同，我甚至一直在追问自己……这种状况持续了近六个月。并非作品本身不好，只是没有回答我想追问的东西，但突然有一天，我好像开悟了，写了大纲之后，找到了一位女性作家来改，最后我差不多写了十几稿，那是一个与心灵对话的过程。

　　　巩俐说，《周渔的火车》很时尚。

　　　孙红雷说，影片中的一些手法可能观众一时无法接受。

　　　孙周说，观众看到的时候，我已经改变很多了，而且是根据市场做了调整。如果说时尚那可能是因为我在影片中使用了运动的拍摄方式，因为爱本身就是运动的。

　　观众看到的时候，我已经改变很多了，而且是根据市场做了调整。说实话，我很陶醉于自己这部电影的第一稿，风格化很强，很个人化，拍电影其实是很任性的。但投资人不干，拍了这么多年电影，我已经很成熟了，能够坦然面对，并将矛盾化解。应该承认这个世界的物化既是好的也是悲剧，就如同世界需要F4这样的小伙子，需要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一样。如果说时尚那可能是因为我在影片中使用了运动的拍摄方式，因为爱本身就是运动的，人的本性与文明本身既和谐又冲突，这个悖论是很难调节的。爱是活跃的、运动的，爱情中不如意要比如意来得多，人们对爱情有幻想，这份幻想其实是蛮珍贵的。拍这部电影是当时拍《漂亮妈妈》时就与巩俐约定好的。拍电影是不能勉强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不会哗众取宠，为几亿人拍电影的气魄我没有，我的电影都是有感而发，虽然我也希望自己是周星驰。我不变态，我情理通达，我想我的电影是会有人喜欢的。另外，虽然希区柯克、昆汀都对电影语言贡献很大，新浪潮那批都是如此。但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很善于使用电影语言的人，虽然电影史上也有纯电影的尝试，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载体。

　　　记者问，从《心香》到《漂亮妈妈》，再到《周渔的火车》，您始终不曾脱离女性题材，这种题材的一脉相承是刻意的吗？

　　　孙周说，近几年，中国女性群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自我有了明晰的确认，欲望和幻想有了具体的行为，这种现状的改变让我感动，这种历史转型期普通女性身上的变化是值得记录的，而这也正是我的电影的一个情感来源。

　　近几年，中国女性群落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性的地位已不再为政治所利用，对自我有了明晰的确认，欲望和幻想有了具体的行为，这种现状的改变让我感动，这种历史转型期普通女性身上的变化是值得记录的，而这也正是我的电影的一个情感来源。我以往的影片，《给咖啡加点糖》、《心香》、《漂亮妈妈》也正是记录了不同时期女性的生存状态，我自己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变迁的历史，记录这个变化很重要。但我有一个企图，就是以女性的角度来看女性，这样会令我的视野变得更立体。一个男人不可能不热爱女人，无论妈妈，姐姐，抑或生活中的女人……每个女人都给我很多，女人的伟大不是没有理由的，她们的经历让我有创作的冲动和欲望，我希望观众在荧屏前看到这些女人时，能够找到自己曾经历的感动，而引起共鸣，并且为这些女人精彩而平凡的生命鼓掌、喝彩。捕捉中国这些年来变化对女人生命的影响，传统和现代的精神在她们身上印下的痕迹，我想表现在这种时代的撞击下女人的命运。

　　　观众说，10年的广告生涯让孙周在商业大潮中已无法左右自己，向市场妥协的无奈更是无法回避，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扪心自问了。

　　　孙周说，其实所有艺术门类都应一起追问艺术与灵魂的真正关系究竟是什么，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是该迎合还是该反对，对此我没有自己的理论，一切都在颠覆，我不清楚自己。

　　拍完《心香》后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我没做电影，个中的辛苦很多，个性、关心、选择与社会的冲突不言而喻，直到凯歌和巩俐找我出来拍戏我才又回到了电影。我也为在这个时代中能否左右自己而困惑，我们这个时代的导演应该思考一下，我们的作品是否能表达自己，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是物化的，良好的物质条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舒适，这既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其悲剧性的一面。物质生活渗透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同时精神也为之物化，在如今不少青年导演依然为纯电影的尝试做着努力，而这对于我来说已显得幼稚，表达自己的方式很多，我也要考虑我的作品投资人是不是满意。电影人应探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艺术，在这个时代中找寻自己所属的位置，创作也会更加主动，有利于我们作品的创作。其实所有艺术门类都应一起追问艺术与灵魂的真正关系究竟是什么，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是该迎合还是该反对，对此我没有自己的理论，一切都在颠覆，我不清楚自己。(李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