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李冯是《英雄》剧本的文字创作者之一(另一位是王斌)，也是《英雄》小说版的作者。

　　长发束起来扎在脑后，身穿军绿T恤的李冯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曾在大学任教，1996年辞去公职，到北京自由写作。李冯被看成新生代的重要作家，他的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中国的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人物也多为中国人熟知的历 史人物，李冯以他的个人化写作颠覆那些被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已经成为标本式的历史人物进行解构。

　　李冯小说中的众多历史英雄人物使张艺谋颇为欣赏，这也成为他们再次合作的基础。两年前他被请出担任《英雄》的编剧。在《英雄》剧组李冯只管文学剧本。

　　结构：模仿《罗生门》？

　　艺术外壳商业内核

　　记：据说“9.11”事件对你们的创作影响挺大的，这是不是真的？

　　王：“9.11”的时候我不在剧组。艺谋在提出《英雄》的整个创作理念之前，还没有“9.11”，甚至连一点影子都没有。“9.11”发生的时候正好是剧组开机一个月，剧本就没改，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拍因为这是早就确定好了的，可它又恰好印证了对这个时代的声音，就是为了天下和平要放下屠刀。

　　记：我们看的时候觉得是《罗生门》版的《卧虎藏龙》，无论是“真”是“假”，这些结构都让人把它和《罗生门》联想起来。

　　王：但是《罗生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真的。我们却是一个是假的，一个是想象的，还有一个才是真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仔细看就完全不一样。如果一个故事走的是传统的叙事方式，比如类型模式，就没有人认为你是在模仿别人。但是只要走出偏离常规的叙述方式，马上就会出现“模仿”这种质疑。挺有趣！但也没关系，主要看这个片子大家喜欢不喜欢，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最为关心的。

　　记：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它是一部很成功的商业电影，形式的东西特别强。

　　王：应该说在这部片子里，虽然故事显得扑朔迷离，但它不是按照时间逻辑的因果关系发展的。承载它的形式严格说是艺术片的形式。它在某种形式上与《罗生门》异曲同工，但我需要说明的是，《罗生门》是通过这样一种特异的形式，探求真理的相对性，它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来颠覆和质疑绝对性。因为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会对他所遭遇的某一事件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从这个角度，他所看到的的确是“真”，换另外一个角度在别人看来也是“真”，可荒谬的是：结论却是南辕北辙，“真理的绝对性存在吗？”，这是黑泽明所要质疑的，黑泽明的《罗生门》，是从一个小说改编过来的，这并非是他的发现，但电影这种大众化的传媒却把这一发现传到了全世界，再加上艺术形式的匪夷所思，黑泽明因此一举成名。

　　与此不同的是，我们这部电影要探究的是“何谓英雄？”，这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和实验，因为商业电影一般都要遵循一个基本的商业创作的套路，比如说“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和遵从美国成功制造出来的类型片规律”，比如说有警匪片、黑帮片以及西部片等等。因为类型片是经过多少年的电影史的证明，你按照这个套路去创作，电影是不会失败的，但我们这次显然走了一个险着，套用艺术片的模式拍了一部商业电影，因为当中的元素是商业电影的。那么就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三段式的故事，用了不同的颜色来区分，有假故事，想象的故事，和真故事，因此人物都是残片式的发展，故此就不可能塑造得那么丰满，因为你不能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重点塑造一组关系，人物随时在变化，所以人物给你留下印象不会太深。第二个问题，它的形式是艺术的，它的情节元素却又是商业的，那么随之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必然在性质上属于是导演电影。我们知道西方有很多成功作品都是导演的作品，比如《广岛之恋》等等，已有不少成功的作品。国内第五代几个开山之作，《黄土地》、《一个和八个》以及《红高粱》等等，当中人物都是符号，可在符号背后你看到那个导演的强烈个性，以及他要传达的精神，他要表达的形式。但现在很少有人去拍导演电影了，因为导演电影是很危险的，他会对观众有拒斥感，因为普通观众关心的首先是演员，不是导演，全世界都这样，只有搞艺术搞文化的人才会根据导演去选电影。比如我们买碟，某某导演使我们感兴趣，他选什么演员不重要，我一定买；老百姓不一样，“汤姆.克鲁斯的电影我买”，“张曼玉的片子我买”“李连杰的片子我买”“周星星的片子我买”，他们是这样选择的。

　　影片当中人物稍微显得有点单薄，因为这里面每一部故事，就是几十分钟，而且每一个人物讲法都不一样，比如黑泽明的《罗生门》，你记住他的人物了吗，你没记住，但记住了他的结论，就是“真理是相对的”。我们这里记住的是：谁是英雄？

　　记：我们看到张艺谋肯定是想超越自己，但你觉得会不会只是从形式上的超越，他还有没有可能从内容上超越？

　　王：《英雄》是一个商业电影，如果他要玩思想的话，我们就肯定不会拍个商业电影，而是拍艺术电影。他是以形式感起家的，从他摄影的《一个和八个》，到《黄土地》到他自己第一部导演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形式感很强的，如果要划归导演类型的话，他显然在中国最当之无愧划归为形式主义导演，就像我们说形式主义的作家一样。形式是他特别重要的导演风格，可能跟他摄影出身有关，这也是他的强项，也是他的优点。如果大家不在形式上进行探寻，我觉得电影会显得很沉闷，一般来说形式感强的作家在人物塑造上会略低一筹，但是艺谋有塑造人物的能力，比如《活着》、《秋菊打官司》，人物都塑造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他显然是有弹性的，张力是很大的，这部电影因为是形式电影、结构电影，或者说是导演电影，人物在里面相对显得位置低了一点。可能我们下一部片子就把形式抛开了，我们的重点可能是主攻人物，可能攻情感，这是根据一部片子类型而定，这种可能性完全是存在的。(本报记者谢晓、实习生伍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