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张艺谋曾无数次与他的搭档们讨论《英雄》的那间工作室里，他隔着那张乒乓球桌坐在对面。一开始，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看着别的方向，渐渐地才自然地与采访者对视，然后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丰富。一本张艺谋访谈录里提到过，他其实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因为工作需要才健谈起来——看来不假。

　　记者问：“有没有想过《英雄》可能砸了？”张艺谋说：“现在已经可以说不可能了 。像这种电影，我觉得它砸的标准就是票房——乱七八糟评论什么的都不算数，因为我们的评论对观众的影响和引导非常的有限——关键是票房。《英雄》卖片花(发行权)已经收回了制作成本，所以商业运作的第一步是成功了。第二步是看在全世界公映的实际票房，我对这个有信心。中国市场由于前期商业运作得非常成功，今天的《英雄》，我觉得可以说吊起了大部分观众的胃口，我相信在中国的票房会不错，会创一个新高。当然了，一年之后才能总结全世界的票房。”

　　坦率地说，中国没有有力量的影评

　　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您怎么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评论呢？

　　张艺谋(以下简称“张”)：我看中国电影目前的评论，都是主题先行，拿过一个作品永远都是先大谈思想、文化、意义，这样岂不是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观众？说振兴中国电影，使中国电影观众多走进影院看电影，靠什么？导演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故事的，故事是不是讲得绘声绘色吸引观众，我觉得这点对导演是很基本的。

　　现在很多人的基本功不过关，然后因为似乎在作品中有了某个前卫的思想，有了某种反叛的精神，于是大家就拼命地肯定。而普通观众因为你故事讲不好不感兴趣，对你后面的内容、前卫和挑战的思想更没有兴趣去领悟，结果是这个评论慢慢使中国电影走向死胡同———名声大振，好像层次高得不得了，但是没有人看。

　　我自己的看法，《英雄》就是这样的尝试，我们无意开拓新的历史观，去发展所谓具有挑战性的、与前人不同的思想，重要的是用我们的手段拍一部非常吸引观众的电影，尽量拍得不俗，尽量拍得有品位，其实就完成了。

　　南：批评和不满，也是因为大家对您的期望高。这样的氛围是否让您感到压力？

　　张：我非常无所谓，历来如此。不光是这部电影，几乎从一开始的《红高粱》到今天，我所有的电影都是毁誉参半的，对我来说都已经习惯了。只有一个作品没有人说坏，是申奥片(大笑)。那是因为成功了，如果不成功怕是还会有人说的。就艺术电影，就我拍的电影而言一直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对我不构成影响。如果构成影响就不能去尽量尊重自己的感觉拍电影，我就会为别人，尤其会为这些不着边际的评论拍电影。

　　坦率地说，中国是没有有力量的影评的。首先中国没有权威的、有力量的影评队伍，没有。我印象中在1980年代我们刚刚出道的时候，电影学院很多年轻的教师，还有影协、电影圈的许多人，好像还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影评队伍，在很多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他们的影评甚至影响我们的创作，我们认真地拜读仔细地思考。但是迅速地就没有了，就流失了，各走各的路。到今天，2000年之后我觉得中国哪里有影评队伍？没有，永远是众说纷纭。而且(影评)主要是集中在媒体的记者手上，基本上一部电影出来之后，如果你想看到一些文章的话，就是各个媒体一些记者们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记者有刚刚毕业的学生，也有在圈里混了多年的资深人士，总之大概来源于这里。但由于篇幅所限，或者说办报的商业要求，还有记者个人的喜好和品位，所以文章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平常在网上也看，基本上是付之一笑。不能让这些东西对你产生影响。

　　南：那么您希望有什么样的权威的影评队伍？

　　张：拿美国举例，我知道美国的权威影评家有几位，他们权威到什么程度？他们这样(拇指向下)的话，这个电影就几乎没有人看了。当然有这种权威就会出现反权威，就会出现很多人不满意。但是毕竟这个社会有了这些权威人士。

　　他怎么成为权威的？我想不是炒作出来的。可能他现在老了迂腐了，大家要推翻他，但他成长成权威的过程，真的是靠犀利的文笔、独到的见解，最有意思是和观众保持一个关系。影评要和观众挂钩，他们可以引导观众的方向。像我们国家是最没有(权威影评)的，我们国家是炒作，有枪便是草头王。说点题外的话，我认为在中国拍电影要坚持自己的方向，坚持自己的看法，相信自己对电影的热爱和诚意，应该尽量少受这些外部东西的影响。本身我们已经在很大制约下创作了，举例来说，我们在社会和政治的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我们已经不能100%地按自己的意思做，一定要去妥协和调整自己。空间已经是有限的，你自己再去限制一些空间，让众说纷纭又对你构成一些影响，你把自己的空间就弄得很小，所以这些东西原则上就是看看。

　　首先说奥斯卡，我根本觉得没有太大的希望，我很清楚

　　南：《英雄》在制作阵容上是您的电影里最耀眼的。对奥斯卡奖，您究竟是什么态度？

　　张：首先说奥斯卡，我根本觉得没有太大的希望，我很清楚。

　　原因很多，最大原因是由于《卧虎藏龙》的成功。这种奇迹只有一次，不可能这么近再有第二次。这种类型的电影获奖，本身就很难得，我一开始就不认为这是目标。用这么多明星，是电影本身的需要。我以前的电影都是小制作，俗称“文艺片”，当我们有意识要做另外一种电影，要走其他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线大明星，这是毫无疑问的。

　　电影始终要讲类型，就好像男女、老人、小孩，如果不讲类型就很难定位。“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这话我们说了几十年了。如果说，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风味的文艺电影，这句话不用讲，上世纪30年代我们就做到了，当年那些很优秀的作品像《小城之春》已经是世界领先行列了。

　　而主流商业电影——大部分院线放映，有大量普通观众，而不是电影节的评委——这类电影走向世界是一个遥远的目标，目前还可望而不可及。《英雄》作了这样的尝试，当然就要一线演员，而不需要魏敏芝。因为你是这样的电影，是去抢占美国人手中的肉，抢占市场，当然要有一组优秀的演员去成为强强组合，只有这些具有巨大号召力的明星，你才有可能一次在美国上映就是500家影院、2000家影院而不是以前我们所有文艺片的两家影院、一家影院，甚至得了天大的奖却没有在影院放过。

　　如果只是想过一个武侠片的瘾的话，我当然可以拍成过去那种文艺片，举例说可以拍成像《东邪西毒》那样的(笑)，特别个人化。

　　南：技术上，《英雄》也不惜工本。

　　张：连美国和欧洲的片商拿到片子之后，都跟我们的制片人说：“这次你们是实打实地把钱花在了电影上，我们没有上当，我们是真的花历史的最高价钱，买一部中国电影，但是我们觉得买得对。”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首先我们要培养一个商业信誉，这其实是中国人的信誉，不仅仅是一个电影。如果对方买了这个电影之后，看了不是那么回事，完了！以后谁都别想了，所以这次我是100%的把钱花在那里了。我们制作精良的程度，毫不客气地说，是可以跟任何好莱坞的大片相媲美的。我记得这几年中国观众不是老呼唤，什么时候有一部自己的大片？我觉得我们这点做到了，我很自豪，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南：但在国内，怕是很少有人有机会做这样大规模的制作。

　　张：不多，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拍了十几年的电影了也是惟一一次，也不是以后老能这样。

　　电影局推荐了《英雄》，你就要赶紧地完成程序，如果你不完成，那不就是……不识趣了吗？

　　南：这种情况下，仍然要走商业主流电影的道路，您觉得该怎么做？

　　张：那还是要争取。确实你要拍一个东西的话，还是需要一个条件。拍文艺片，你可以以小博大，通常也有这样的例子，低成本结果演得火得不得了，但这个总是例外。如果你要拍武侠动作片，没有资金不行。因为动作片就是拿钱堆出来的，所以必须筹集更多的资金，从这个角度说，不是每个导演都有条件去做的。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尝试，只是一个尝试，我不能肯定说它以后就是我永远的目标，这太费劲了，但是有尝试的必要。

　　还有一点，很客观地说要感谢《卧虎藏龙》。正是因为李安导演的出色作品，打开了这个市场，所以当我们组织队伍要拍这样电影的时候，海外的市场反应很积极，投入很高。如果没有《卧虎藏龙》，就没有我们这次融资的顺利，如果是在《卧虎藏龙》之前，我们得不到这样的资金。

　　南：在深圳超前的公映，的确是为了满足参选奥斯卡的条件吧？

　　张：那是必须做的事情。每年参加奥斯卡都是政府推荐，电影局推荐了《英雄》，你就要赶紧地完成程序，如果你不完成，那不就是……不识趣了吗(笑)？你不识抬举，这不太好吧？所以我们必须完成这个程序。完成程序中，反盗版的措施搞得非常好，后来导致拍卖的天价，如果那时候就到处是盗版的话，那拍卖就又变成30万、50万了。

　　我拍这个类型的电影，就没有去想得奖的事，这种电影得奖机会太少了。一般来说，你到任何一个电影节，人家一看，这基本是一个商业电影嘛。他们都是反商业的，奥斯卡，是需要它助你的气势，但实际上你还真别想着能得，得奖的因素太多了。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也不装清高，我也不发表那种言论。我相信把奥斯卡奖给中国的任何一个导演，他没有不要的道理，我还没听说有一个导演，政府推荐他的电影去奥斯卡他说我不去，没有一个人。所以大家都不要装清高。今天奥斯卡奖对每一部电影还是有相当的商业好处和宣传作用，也是一个定位。所以，给我我高兴，不给我也没有什么痛苦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运气。

　　中国人好像就有美国情结，美国的就是最好的

　　南：不过对中国电影来说，观众是有这个获奖情结。

　　张：虽然我们反复跟中国老百姓解释，奥斯卡奖不是最伟大的奖，还有更好的更伟大的电影节，三大电影节那才是艺术的最高殿堂。但是中国人好像就有美国情结，美国的就是最好的。我们跟观众的见面会上，观众经常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张导演你一定要拿一个奥斯卡的奖。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奖。

　　其实为中国人争气，应该说是李安导演。其实李安导演已经很给中国人争了很大的气。我记得谭盾给我讲了一个事：他拿着金像奖坐飞机回纽约，机场的工作人员看他拿出那个金像，说：“你得的吗？”然后说：“哦———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奥斯卡发奖，我印象中满台都是中国人跑来跑去的。”就在那一年，给美国人，给全世界都留一印象，就是“满台都是中国人”。也不知道这个奥斯卡情结在中国观众当中哪一年可以截止，我看截止不了。

　　南：什么时候我们老能得，不把拿奥斯卡当回事了，大概就截止了。

　　张：我看《卧虎藏龙》之后5-8年都不会有了。

　　南：现在的两岸三地，华语电影创作都不是很景气。

　　张：影响力都没有那么大。李安导演还是有些背景的，他之前拍了几部英文电影。他在美国受的教育，美国人基本上把他当自己人。他还得过最佳编剧什么的，铺垫都在那儿搁着呢。

　　南：你是说他比其他的华人导演跟奥斯卡距离更近一些？

　　张：至少人家奥斯卡评委提起ANGLEE都知道是谁，说张艺谋，说陈凯歌……我觉得不知道的人还是不少。

　　南：你在三大电影节不是很有名吗？

　　张：那是咱圈里人。我告诉你，那是一个圈，奥斯卡之外的那些电影节，每年参加的就是那么些人，就是赶场，一场一场的。甚至有批电影节“节虫”和公司，专门吃电影节，每年以电影节为事业。圈里的人都知道，其实你要到社会上去，知道的人就少了，没有那么响亮。所以我感觉国外普通老百姓了解的中国导演是李安、吴宇森。

　　如果“模仿”是贬义词，等于无能的话，那现在所有人都是无能的

　　南：在您自己的一系列电影作品里，《英雄》有什么特殊之处？

　　张：应该说是可以发挥想象力。从我第一部电影到现在，大部分电影是现实题材的，即使《红高粱》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还是严格地界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抗战时期的，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局限。但是武侠就可以，尤其我们把时代放在秦代，离得比较远，可以展开想象的工作，这很重要。

　　南：《英雄》的叙事有《罗生门》的痕迹，你们在创作中为何选择这个方式？

　　张：这种分段式的讲故事，所谓几个人不同的角度讲故事，最有名的当然是《罗生门》，但那也不是黑泽明的创作，而是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芥川之前还有谁？肯定还有。我觉得对创作来说，讲故事已经基本上没有新的招式了，技巧、形式都谈不上创新，前人都做完了，甚至多次使用过。从这个意义来讲，大家都在抄。我们也不能避免地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但严格说又不是纯粹的模仿。如果“模仿”是贬义词，等于无能的话，那现在所有人都是无能的。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只是由于传统武侠片中，这种叙事方式是极少见的。从胡金铨到张彻，到李小龙、成龙、徐克等，华人武侠电影几乎都是线形地、平铺直叙地讲故事。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有了黑泽明就舍弃这种方式。你避了这个避不开那个，我们都在一个大圈里，除非你什么都不做。

　　南：《英雄》在深圳放映之后，有评论认可它的视觉效果，但不满足于它的“震撼心灵”。

　　张：其实我们就是拍一个类型电影，主流的武侠电影。出发点很简单，没有特别深邃的思想和意义在里面。类型电影最重要的是好看，在90分钟里能强烈地吸引观众，这样我觉得就成功了。它远远不能和讲思想和哲理的电影比较。我们并不是要有了不起的思想，或者如何的前卫。我注意到个别评论，觉得都跑偏了。大家不去谈这个电影是不是好看，对观众是不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甩开这些去谈思想或者形而上的意义，我觉得就错了。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相信，如果你进电影院没有偏见，没带着准备骂张艺谋的心态去看的话，它的视觉在90分钟当中对你有强大的吸引，这点我敢保证。

　　南：人物似乎是符号化的，没有明显性格。

　　张：它是类型电影，又受到长度和群像的结构性质影响，对人物的开掘来说，当然远远不及那种镜头跟着一个人走从头到尾的电影。

　　我们只有90分钟，很难做到对人物的清晰刻画。像《秋菊打官司》105分钟，巩俐表演的时间几乎占到98%，那就可以很深入。所以我非常感谢演员，他们很清楚《英雄》是一个群像戏，他们不能有最充分的表演，但全都来了，我觉得是看我的面子，是对我的信任和欣赏。如果有机会再跟他们任何一个人合作的话，我会努力地拍一个演员电影。

　　坦率地说这个电影不是一个演员电影，可以说是导演电影。电影在风格上有两大类，《秋菊打官司》、《活着》是演员电影。我觉得《红高粱》是导演电影，你不记得演员，只能记得导演，弥漫着鲜活的冲劲。当你拍演员电影的时候，以刻画人物命运和内心世界为主的时候，导演的手段就一定要退后，《秋菊打官司》就是这样。再比如《活着》，好像我们没有想法，较为平实，其实我是有意这样做的。我记得《活着》在北京试映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批评。因为那时候都喜欢看标新立异的作品，都期望张艺谋有一部标新立异的作品。结果一看就说：什么呀，这就是谢晋的电影，完全是倒退嘛，除了讲故事，什么都没有了———觉得视觉上没有冲击性。现在倒过来看《活着》，很多人觉得很好。

　　南：尽管强调视觉，这个片子里还是有自己的想法要表达吧？

　　张：我们试图把刻画的人物变得崇高一些，变得稍微理想一些，变得一腔热血一些。纯粹的报私仇我不太喜欢。即使像《卧虎藏龙》这样优秀的电影，报私仇的成分都很重。这不是李安的原因，武侠小说就是这样的。李慕白的死是因为私仇，是有师门之间的渊源，这是武侠小说脱不掉的窠臼。这次《英雄》另起炉灶就是想脱掉这个窠臼，我就是想写一些更热血的人，有信仰和理想的人，我们不去质疑他是否有历史观，是否超前。电影里面谈到的思想主体，那是我们为给自己一个起跳点，让自己激动，然后就用这样的精神去拍一个特别有意思好看的故事，仅此而已。

　　我们现在是弱势文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从来都是选择性吸收

　　南：您觉得武侠片是否目前中国商业电影的惟一出路？

　　张：是的。在海外市场上就只有靠武侠片，海外大部分观众对中国电影就只知道、只爱看武侠片，在海外最知名的中国电影人是成龙、李连杰。这是一个历史阶段，不能怪外国人。我们现在是弱势文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从来都是选择性吸收。

　　南：今年你们几个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从投资、制作到发行、推广，可以明显看出来系统的向好莱坞的商业操作规则学习。您怎么看待这种学习？

　　张：我觉得很正常。电影脱离不了市场，你脱离不了商业。你看导演永远谈艺术，发行人永远谈商业，政府永远要谈意识形态和教育意义。在商业角度来说，中国越接近规范化商业操作，说明中国电影越成熟。作为导演可以完全不谈制度，甚至永远地抨击所有商业制度，永远是清高的艺术家。在他这个领域没有问题，但转手给了发行商，发行商就一定在商言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在商业发行渠道，向好莱坞学习、向各国的商业运作学习，健全自己的商业体制，是特别有好处的。中国商业发行体制非常完善的时候，对中国电影是一个福音，艺术家还是艺术家，你还可以清高，可以永远谈你的艺术，商业的部分自有人做，做得很好，分工明细，但现在中国经常混在一起。《英雄》的发行商和制片人所作的工作是创举，他们尽量刺激市场、调动手段，使之变成一个商业交流，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非常的支持。如果每部电影都想点子，都想门路，都想办法让其成为商业焦点的话，那不是很好吗？对抗好莱坞的商业大片，这就是实际行动，所以从个人的角度，从大的宏观的角度，我都乐意支持他们，需要我出席我就出席，我也不装清高，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

　　南：您觉得从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讲，创作者的作用与官员、制度的作用，哪个更大？或者还有其他的因素？

　　张：你说到了制度、创作环境和创作者，还有就是市场，还有一个是观众。创作者、制度、市场、观众，我觉得这四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电影的未来，任何一方面有倾斜，都会产生不平衡。从观众的角度来讲，电影是永远的话题，但不是永远的票房。观众不进电影院。我们总说：亲爱的观众，进电影院买票看电影，是对我们的支持，其他行为都只是口头支持，不是实际支持。中国电影面临这么大的困难，主要原因是收不回成本，所以举步维艰。一个是盗版，一个是电视剧，一个是个人的原因。多少人不进电影院，但是说起来很热心，你问他怎么看的？“我不进电影院，我看盗版。”不进电影院不买票，中国电影就死定了，因为商业都垮了。

　　我们看韩国的电影，最近很崛起，是韩国全国人起的作用。韩国很多的年轻导演、老导演，他们吸收了本族的文化还有借鉴外国的文化，创作出来的东西既是观众喜闻乐见，还不那么庸俗，走得很好。政策趋向也是原因，国家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市场运作已经很规范化，他们包装的明星，现在已经全面取代东南亚的港台明星了。它的观众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的片子在本土的票房就赚钱，所以现在韩流席卷东南亚。这对香港的电影是个讽刺，在10年、8年前韩国主要就是香港的明星，现在反过来了。对中国的影响就不用说了，《我的野蛮女友》在中国可是无人可敌啊。本报驻京记者李宏宇特约摄影/娄林伟

　　《英雄》事迹

　　★2001年8月11日，开机。

　　全明星阵容的剧组备受媒体“关照”，于是开机前便立下严格规定：禁止向外透露拍摄情况，不接受任何采访。此后记者以间谍方式“刺探情报”，苦心孤诣、斗智斗勇，既有乐趣，也有怨气。

　　★2001年11月20日车祸

　　有记者获知10月底《英雄》剧组在四川九寨沟发生的车祸，对影片本身久久得不到实质性资料的媒体开始了一轮爆炒，延续至2002年初。

　　★2002年1月21日封面

　　剧组在浙江横店接受《时代》杂志采访，四主角成为1月14日《时代》亚洲版封面人物。这是《英雄》剧组在拍摄中惟一接受的采访。

　　★2002年1月19日关机

　　浙江横店，投资方“考虑到《英雄》后期制作长达10个月，于是与所有剧组人员又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谁也不许向媒体泄漏关于《英雄》的剧照、录像以及文字等一切资料”。

　　★2002年4月4日买断

　　“米拉麦克斯电影发行公司以不低于1500万美金的价格买断了《英雄》在美国及欧美其他几个国家的发行权。”

　　★2002年7月13日剧照

　　天津某报“世界媒体第一次”曝光了《英雄》剧照。随后有媒体称“剧照泄露剧情，惹恼张艺谋”。

　　★2002年8月2日香港

　　《英雄》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第一次正式发布权威消息及正式剧照。同时宣布香港漫画大师马荣成将为张艺谋的《英雄》亲自执笔编绘漫画。

　　★2002年9月9日缘起

　　一部名为《缘起》的记录片见诸报端。该片从《英雄》策划开始到剧组关机，三年间跟踪记录这部电影的成长。电影公司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媒体提供《英雄》的图文资料。

　　★2002年10月24日试映

　　为满足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必须在本国公映7天以上”规定，《英雄》在深圳超前试映7天。出奇严格的防盗版措施令观众与媒体愕然，之后北京某报组织法律专家对此举是否侵犯人身权利作了讨论，成为一时热点。就“奥斯卡悬念”的讨论、持批评态度的影评大量出现。

　　★2002年11月19日小说

　　由《英雄》剧本改编的同名小说面市。

　　★2002年11月28日缘起

　　记录片《缘起》正式发售VCD、DVD，数日后《缘起》电视系列片播映权开始全国发售。购得播映权的电视台多选择在英雄首映至全国公映间的一周时间内播出。

　　★2002年11月29日天价

　　《英雄》VCD、DVD国内发行权拍出1780万元人民币，创下了中国电影VCD和DVD发行权的最高价。在广州首映礼前，买家之一的TCL宣布退出。

　　★2002年12月14日首映

　　《英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副厅举行首映礼，16、17日相继在上海、广州举行不放电影的“首映礼”。

　　★2002年12月20日，全球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