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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卡拉是条狗》上映

　　主人公不是卡拉而是老二

　　由路学长执导、冯小刚监制、葛优主演的影片《卡拉是条狗》，近日已在国内各大院线开始上映。葛优在影片中扮演的是一个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老二”。生活本来就较拮据

，他却偏偏养了条叫“卡拉”的狗。由于没给狗上户口，卡拉“不幸”被警察“逮捕”。影片以老二要把狗从警察局里“弄”出来为线索，演绎出一系列小人物的故事。其中关于对小人物的主题揭示、葛优长头发的造型转变，以及该片与冯氏贺岁片幽默点的区别等，成了各大媒体和许多观众关心的话题。记者于是就此相关问题采访了上述三人。

　　葛优说《卡拉》

　　-关于造型：下回想戴耳环

　　我觉得“人物造型”是影响影片成功与否的很大一个因素。你比如说巩俐那秋菊，她不用演就挺成功的了，因为平常巩俐是挺漂亮的一个女人，结果突然在影片中变成一个土里土气的还挺着个大肚子的村妇，这一下子就给人一种很大的落差感，让人就想看。同样，我这回“长”头发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就是想通过改变一下造型来找一种新的感觉———土了吧唧那种，这对我也好，对观众也好，都觉得挺新鲜。你看我在拍片的时候，由于有了头发，又留了胡子，再穿上跟那工厂里的工人一样的服装，往里一走……他们还有好多人站在那里看，说葛优会来，还在那儿找我呢，可我从他们身边过去，他们根本认不出来。

　　我接下来要演《手机》，我还跟冯小刚说能不能再变变。当然也挺难的。你看，我头套也戴过了———背头也好，头发帘朝前的也好，都有了，墨镜在《不见不散》里也戴过了，你说还能怎么变？不过有一样还真说不准，我很可能在一个城市戏里演一个戴耳环的角色。当然现在也只是一想，但不是不可能。

　　-关于表演：拍吻戏也要有变化

　　除了造型以外，表演也要有变化。我现在就发现，我要是表演得太自然了，感觉有点水。我跟小刚说，我想在下部戏里有些东西比如眼神、回头的动作，都要设计一下，让他有点“演”的痕迹。《卡拉》这部片子一开始，路学长就对我提出这么一个要求，说让我演得要像业余演员那样，我说这对我要求太高了。

　　还说这变化，本来接下来这部戏中有一场接吻的戏，两人从一进屋就开始接吻，从这儿跑到那儿，咣咣咣，一直到上床。我当时就想，这戏不好演，演技是一方面，另外像这种戏外国影片中表现得比较多，你要是演得让观众看了觉得怎么跟外国人“吻”得那么像？那就完了，还有，你看现在咱国内的片子，前两天的《周渔的火车》，也有不少吻戏，怎么能跟他们又不一样？所以我说这得好好设计设计。不过这段戏后来被删掉了，也就不存在这问题了。

　　-关于原型：演英雄也会回头看美女

　　我演老二，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难点，因为我也过过那种紧日子，就是社会底层老百姓的那种普通生活。当年我父亲买了一个冰箱，他喜欢电器，可是弄回来以后又没钱买东西往里放，结果又给卖了，直到后来又买了一个分期付款的冰箱。我那时候工作住单位，住到月底了一定回家，因为没钱吃东西，就剩一两块钱够存车的。所以我非常能理解老二这种人。其实你细分析他比我当时还强，硬逼他，最后还是能拿出5000块钱给狗上户口的，他只是不愿意轻易掏这笔钱。

　　说实在的，我当初在搬家前，住在燕京饭店边上一个板楼里，临着马路。我照样去买菜，提着萝卜、大葱还有排骨，一样，就是一老百姓。要说我对物质的需求当然比我父母多多了，但受他们影响，很多东西旧了，也不想扔，有感情。袜子破了一个小洞，就给缝上，这都是前两天的事。所以说你要是让我现在演一个经理，演个阔人，我想我不会演得那么概念化；你要我演个英雄，我也不会去完全按着那种“英雄模式”去演，真有个漂亮姑娘过来，我也会去看。那种“高、大、全”的人物让我演，我都会把他们演得很平民化。因为我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说我更适合演小人物。

　　-关于《卡拉》与贺岁：不信自己有那么大号召力

　　你说为什么接“老二”这个角色，连我自己都觉得的确有些变化。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小刚以前与我合作的那些贺岁片都是喜剧。而这些喜剧更多的是为情节服务的，它不是为了完成一个对人物的塑造。在喜剧片中，有时候这人物说的并不是他应该说的话。就是说它的对话有时候是为了调侃而有意设计的。比如《没完没了》，其中就有这么一个细节，对方在扇扇子，我就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电风扇，这就是那种为了达到一种喜剧效果而进行的一种设计，而在生活中这是不大可能的。这就是喜剧，它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到剧情中去，比如《不见不散》里我是真瞎假瞎，这种东西就是在骗观众，把观众骗得一愣，最后一看，“噢”不是这么回事，从而达到一种喜剧效果。所以说它不是在为主角这个人服务而是为剧情。《卡拉》的不同也就在这，它突出的是“老二”这个人，虽然说它也有悬念，但它更多的还是在表现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接这部戏的原因———也是为了寻找一个变化。

　　至于你说这票房的事，我想它应该不会超过那些贺岁片，因为它不是喜剧，很多人不爱看正剧或悲剧，他可能一看海报就不愿意去了。你说观众单为我而去看电影，我还真没那么大的自信。

　　-关于未来：戏路子窄了，另外也怕死

　　我现在46岁了，觉得戏路子对我来说越来越窄。我老跟人说，30岁的可以演80岁的，80岁的肯定演不了30岁的。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到了五六十岁，甚至70岁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适合你的角色在等着你。我本来也没打算拍很多影片，现在也就是一年一部。往后到老了可能三年一部，也说不好。

　　你问我平常经常会想到什么，说实在的，我有时候“怕死”。这当然也是一阵一阵的。有过那么几次。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现在生活好了，手里有了一点钱，也置了产业了，最后都没了……确实有点悲观。但是我也想回来了，谁都得死，哪个伟人都一样，所以要抓紧时间享受人生。我也快到知天命的时候了。要说留下点什么，确实有点累。但有时候我也很欣慰，作为演员来讲，我也算是给国家和中国的电影事业做过贡献的了。但为什么我还要接着干呢？就因为演员这行当，它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这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吧。

　　-文／本报记者郑叶

　　三人说《卡拉》

　　早前听说《卡拉是条狗》是部正剧，看着长了头发的葛优一本正经的蹲在那里的宣传画，记者更有了种严肃的感觉。然而，在影片首映时，包括记者在内的所有观众，却时不时为影片中的画面和情节感染的笑声不断。比如老二啃黄瓜、老二躲在厕所里骂老婆，甚至连冯小刚开着面的露了那么一脸儿，大家也要乐上一乐，可整个故事看下来，又实在有点酸酸的，也不知是个什么感觉。

　　-预料不及的笑声

　　路学长：这个剧一开始的时候没打算拍成喜剧，但是在生活中，很多情况下有很多无奈的东西，那其实都是一种黑色幽默的东西。所以要说定位问题，我倒觉得把他定位在悲喜剧上可能比较合适一点。但你不能说因为观众笑了，这个片子就是失败的，相反我很高兴大家能够笑出来，因为我相信观众在笑的时候肯定是在认同一样东西，而不会是在嘲笑。

　　冯小刚：很多好的影片都是有幽默感的，很多正剧里也有很多让人发笑的地方。你比如说张艺谋那《活着》，枪一响葛优就尿裤子了，全场也乐，但它也不是一个喜剧。

　　葛优：你说观众在笑，而且就连小刚出来大家都在笑，这肯定跟剧情没关系，你不信换一个演员，大家肯定不笑。应该说我们占了一个贺岁片的便宜。就是说我们以演喜剧为多，大家一看到我们这形象就想笑，这不是戏的问题。

　　冯小刚：我觉得一个好的影片给观众传达的应该是一种放射性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将一个影片进行简单的归类。好的影片的内涵应该是很丰富的，那种强烈的认同感，也会令观众产生一种会心的微笑。而且笑有很多种，有时候人在很难受的时候，他也会用笑来掩饰和填补这样一个空缺。

　　葛优：好像这个片子也不能完全说是悲剧吧。

　　影片中时不时会出现一行字“距下午四点还有……小时”———那是卡拉被带走的最后时间底线。最开始的钟点是从距离18个小时开始，最后的钟点是下午四点过五分。记者一开始还在跟着傻乎乎地计算如果是18个小时，到底是头一天的几点。影片中，包括葛优在内，若干人吃了睡，睡醒了再办事，致使记者多次以为是到了第二天，好在有这么个“时刻表”才不至于让记者误事。

　　-悬念的时间底线

　　路学长：这个剧找狗是一方面，主要还是想写一些找狗以外的东西，那么又怕观众把找狗这事给忘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么一个时间底线(下午四点之前)，把观众不停地往回拽。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倒计时的方法，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而也正因为我们只是以找狗为线索，目的是完成对老二这个人物的塑造，所以影片最后对于狗的结局———找回来了以及第二天又上了户口这些与主题无关的东西我们也就一句话带过了。当然，那两句话虽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写上去的，但电影局要求我们加上的时候，我觉得倒也未尝不可。

　　冯小刚：这有一个悬念问题，你像我接本子，首先看完第一页后，我就有想看第二页的冲动，也就是说让我能有兴趣把它连着看完。像《卡拉》就是，老二到底能不能把狗弄回来，这个悬念一直贯穿始终。

　　有人说，《卡拉是条狗》是描写一个小人物找一条小狗这样一件小事的现代题材的小投资影片，《英雄》则是记述了一个万人之上的君王与若干绝世侠客纵论天下风云的大投资作品，二者没有任何可比性。记者于是隐约自问：君事与民事、找刺客与找狗、攻天下与过日子———孰大？或许这种对两类影片主题的探讨也不失为一种比较吧。

　　-大与小的主题

　　冯小刚：老二这人其实挺本质的。特像中国人。你看他好像忙忙叨叨、说说笑笑，但真到独处的时候，都能反映出来那种犹豫的感觉。你看那些民工，在脚手架上干活的时候生龙活虎的，但等休息的时候，吃完饭了，在边上一蹲，立马就显出那种忧郁的表情。老二就充分表现出了这种特质，这还不是因为身份的问题，上至领导下至黎民百姓，都是这样。很多时候是人们内心热闹不起来。

　　老二找狗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他寻找一个精神寄托的过程。从表面上看，老二就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小人物，他在找狗，这件事对别人来说不是什么事，但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天大的事。就像当年的《一地鸡毛》，如果说我们就是单纯在讲一些特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事，那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探讨的其实是一个大与小的问题。这些琐事对老百姓来讲就是大事。对老二来说，狗没了比苏联解体、美伊战争的事都大。老二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张艺谋《英雄》中那些像陈道明、李连杰代表的又是一个帝王或者侠客这样的群体，而这两者相比，前者比后者要大得多得多，那只是代表了几个少数统治者，而这个代表的是芸芸众生。

　　葛优的演技在经历了一个个高峰之后，这次又到了一站。《卡拉》中，葛优一改往日“光头党”的形象，加之土了土气的造型，“侉侉”的走路姿势，以及小市民的眼神儿———的确“底层”到了家。但是，葛优的这一“站”虽然精彩，但他自己是不是认为登峰造极了呢？如果换了别人，是不是也有可能“出彩儿”？

　　-演得“牛”的标准

　　路学长：葛优演得很好，我不知道他回去有没有练过。他的眼神儿，走路的姿势，那种特松懈，特“侉”的样子就是那种很市民的感觉。

　　葛优：练倒没练过。不过要说演员怎么叫演得最牛？我觉得就是他演完了这个人，别人就得说：“呦，这我演不了。”或者观众说：“不行，这就得他演。”

　　冯小刚：姜文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要当评委，要把这个最佳男演员给谁、怎么评、这个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他说得对，就是首先要想这个演员演这个角色是不是不可替代的，也就是唯一性。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纽约，我们在拍《北京人在纽约》，他翻出一套《编辑部的故事》，也不拍戏了，就坐在酒店里看。我当时就问他：“这角色你能不能演？”他说：“我能演，但我不如他合适。”所以他说这奖就得给这样的。如果说没这样的，那再说比演技的问题。

　　葛优：我其实就是想换换感觉。有没有可能被别人替代，这我说了不算。(文/本报记者郑叶、摄影/本报记者程铁良)

　　看《卡拉》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