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学院老师、著名电影理论家黄式宪在看完《卡拉是条狗》后，兴奋得花了两个多钟头与记者聊这部片，他甚至直言给路学长一点评价是毫不过分的，“他与卓别林不同，更像伍迪.艾伦。”他还认为这部片可与《英雄》共舞，同是电影产业化进程中一大一小的两个代表，是“第六代”作品的一个转折……这些夸奖对还没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始终有点虚，而不管你认不认同黄式宪对作品艺术的评价，但影片的面世确是中国电影文化语境变宽松的不争事实。

　　黄式宪，北京电影学院资深教授、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发现了中国的伍迪.艾伦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路学长说您看了网上我采访他的报道，挺认同，所以很想与我再聊深入一些。

　　黄式宪(以下简称“黄”)：是的，你抓住了这个作品的“朴素”和“震撼力”，而且是在第一时间报道出来的，很有意思。去年3月路学长就跟我说，他要拍《卡拉是条狗》，我没有细问他，只知道有点荒诞。现在看来，他与卓别林不同，更像伍迪.艾伦，带点黑色幽默和荒诞色彩。这部片子不仅是对小人物的同情、关怀甚至悲悯，它在形象里还注入了某种清新的现代意味。卓别林是经典式的喜剧，像《城市之光》、《摩登时代》里所写的流浪汉查理、失明的卖花女等，基本上是一种古典式的小人物悲喜剧。《卡拉》的叙事则另辟蹊径，与伍迪.艾伦的“情境喜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不仅是写了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悲苦人生，更重要的是作品对人与环境剖析的力度。

　　南都：您认为凭一部片就能评价路学长是伍迪.艾伦吗？

　　黄：可以。一部就够了。路学长的前两部作品，是正剧，十三四年不懈的艺术耕耘才磨了这么三部片子。《非常夏日》原来叫《光天化日》，是动作性很强的一部片子，但拿了政府“青年电影工程”的投资，棱角便被磨得光滑了些。《长大成人》是从龙年写起的，唐山地震、毛泽东病逝，涉及文革后压在少年成长上的历史阴影，很尖锐，两年半才通过。路学长作为新生代，1989年毕业，是第一拨人，但至今能保持原创性的力度是很不易的。10年，一般往往会适应世俗化氛围而学得世故了，而这部片子让你变得聪明，提高人生价值和意味，寻找人生生存的立足点，它的深度在于不给任何承诺，没有给予虚幻的所谓“前景”，领狗回来后并没改变老二的人生处境。

　　南都：是，看片前我们都设想找狗这件事会改变老二的处境，比如家庭关系或他的志趣，但看完发现什么都保持着以前的状态。

　　黄：这就叫形象大于思想，生活本身的逻辑性远远要强于你主观强加给生活的概念性，生活大于作家的世界观，生活是没有任何权威、概念可以去束缚它、框定它的。可以说，这是坚持现实主义的胜利。看这部影片，在文化上，艺术美学上，造型镜像语言上，都有所突破。我很久没这样兴奋了。影片讲的就是人的自况之境，自求之境，这次表演，是葛优所有作品中最成功的一次。

　　颠覆后的进步

　　南都：字幕在影片中有争议，在您看来它多余吗？

　　黄：不多余，它是一个情节线，否则危机感完全没了，在这个时间度里，有一个情感空间和权利空间，交错着不断递进，越来越紧迫，意味着对老二生命的压抑、煎熬，在这个环境里凸现的是无奈的悲喜人生，把狗“拟人化”，变成象征性的东西，“卡拉”出场并不多，着力在写人。字幕恰恰是情节的驱动力，非常重要，有字幕我们才为老二着急，才跟老二认同，这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和造型的构思，任何时间都是具象的空间，这个构思是很讲究的，有很多技巧。

　　南都：虽然刚才我们高度评价了这部电影，但任何作品都有缺点。

　　黄：应该说结构上还不够圆，还没把张力冲突的东西推到应该出火花之处，特别是警与民上没有冲撞，最后还狗，前面恐怕有一定制裁，在曲折过程中没有人使坏，平面上做，实际上冲突的张力是我们去体味出来的，是在时间限制上体会出来的，要更紧的话要在每个时间段强化冲突，这个力度不够，应有起伏的曲线往上升，而这是要按黄金分割率往上升的，但我们在三分之二时没看到往上升，如果破坏了黄金分割率，结构就不够完善，现在是理性快感的满足，认同老二时已经不会像他那样了，绞索套在脖子上，这种窒息感缺一点，狗贩子带他上车后如果不是认识警官就往上推了，他这是自我保护。

　　南都：路学长从第一部作品写个人成长，到这部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您认为仅是他年纪增长的转变吗？

　　黄：不是，他是自我颠覆，必须颠覆才能往前走，我建议他做小人物悲喜人生三部曲，这么多经典小品还有人生境遇里很多细节，挖一口深井，这部片没做透的下次再来，一步步往前走，但他这个转型不是从少年转中年，是风格成熟的表现，他对现实的认识感知到了一个严峻性，但他不回避现实。人物本身有象征性，带我们到一个普通人物处境内思考问题，是文化的突围，《长大成人》是少年自我成长情结，像卢梭写《忏悔录》，是很多艺术家必经的阶段，但把自己替代性地放进电影里，包括《阳光灿烂的日子》，用喜来写悲，是种非常大的突破，《长大成人》后路不再写自我，而是思考他面对的环境，所有人面对的环境，走出一个狭隘的自我空间，走入一个社会文化的圈子里。《卡拉》里是狗引起的一个文化怪圈，他对小人物的理解也放进去了。风格上《长大》带着历史沉思性的正剧意味、悲的东西，第二部是宣扬正义感强化道德忏悔，比较正但完成得较圆润，这部是民营资本，显示了它在推动电影产业化的步履，在这个意义上《卡拉》与《英雄》是结伴同行，那个走武侠，这个走荒诞的悲喜剧来审视现实生存状态。

　　“第六代”的地上革命

　　南都：听说您看完影片特别兴奋，是否觉得“第六代”有希望了？

　　黄：我为什么兴奋呢？路学长毕业后是他们85班上出作品最晚的一个，他性格内向，身体较弱，出东西较慢，《长大成人》1994年就拍完了，送审、修改，反反复复，拖到1997年才算通过发行。《长大成人》，写他自己的少年成长情怀，富于社会写实性。如果说《卡拉》是他从写少年到写中年的过渡，从写“我”到写“他”的过渡，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表象，只涉及题材层面。影片在葛优所饰的老二这个角色的命运里，融入了某种荒诞性，你看，老二因位卑人轻，人人面前陪笑脸，只在卡拉面前仿佛才找回了做人的尊严，由是乃养成一种“与狗为亲”的心态(与旧时代的贵人养狗迥异其趣)，孰料由于心被狗“牵”着他竟还戒了赌。但他所面对的现实却是：“逮你没商量”————先是“逮狗”，继又“逮人”，老二被误认作“狗贩子”一度被关上了警车。都是细节选细节，层层递进，揭示了小人物苦涩、无奈的多重人生况味。那个在18个小时内“限期领狗”的字幕，时间不断收紧，俨然步步逼近他的心灵，就像套在他脖子上的“绞索”搅得他丧魂落魄，在“捉狗”与“领狗”之间，老二承受着内心的煎熬，呈现出独具现代意味的幽默情趣。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步，“路学长们”这一拨新人经过了十多年的艺术历练，《卡拉》的问世可以说带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它呈现出这一拨新人在文化观念和电影诗学上的长进，这是难能可贵的。

　　南都：但这么多年“第六代”还是没有战胜“第五代”。

　　黄：现在他们不愿这样叫了，可他们在1989年毕业前夕却迫切需要被命名，“第六代”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当时85班同学联名写文章在媒体上要颠覆“第五代”嘛，认为《黄土地》的“文化感牌”让他们在自己脚下找不到“一块坚硬的基石”，死定了，电影怎么拍呢？！他们一出道就是要走出第五代的阴影，到现在他们要走的“路”已经很清楚了，就又忌讳命名了。他们的成长颇多曲折和艰难，十多年到现在还没看到他们非常有份量的作品，事实上，他们所处的环境并不好，整个中国电影的文化生态环境不好，机制不好，没给独立制片和个性化作品的生长提供一片良性的文化和市场土壤，所以他们曾不得不一度转向地下，那种电影只在欧洲有市场，在美国没市场。

　　南都：路学长的这部影片可否看成一种标志，即现在的电影文化语境里已经容许个性化作品也能走“地上”路线了？

　　黄：这个提法太对了，它好像是个路标，“第五代”是王麻子剪刀独此一家，全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可新生代导演是来自各方的，有专业的不专业的，人才成才的渠道多元了，DV可解放电影，在电影诞生一百周年时，Dogma95革命宣言一出来，意味着在高科技年代每个人都可拍作品，但问题是你能否审视自己。

　　产业化往前推进，可锻炼出人与影像的感觉，恰恰当时是以姜文为代表的一批导演；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是贾樟柯，他的汾阳“三部曲”是又一块界碑，是用纪实形态来挖掘城乡交叉地带小人物的命运；而到“艺玛公司”扶植的中戏“三剑客”，张杨、施润玖、金琛，就开始比较注重新潮的文化时尚，成功地实践了相当聪明的市场化与个性化的“双重书写”。电影学院的新人一般是迷于造型感，强化视觉的营造和画面冲击力，但在讲好故事上则是个弱项，结构有缺陷。而“中戏”就训练这个，他们作品的结构结结实实，富于戏剧性张力。如《爱情麻辣烫》、《美丽新世界》、《网络时代的爱情》、《洗澡》等，都是商业化的片子，但却又透示着一些艺术个性化的东西。他们当时走市场的创意是：“健康、好看”，四个字定位，竖起了另一块界石。与此同步，又出了《苏州河》和《17岁的单车》，首先认同观众、认同市场，再也不去拍那种只为电影节获奖而观众不爱看(或看不到)的片子了，他们都在调整自我，《苏》是一部浪漫奇情片，周迅一人演两个姑娘，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双面薇尼罗卡》有描红的味道，但又有个人化的东西，学了好莱坞的结构技巧，《17岁》也好看。而路学长做了第四块界石，荒诞幽默，平实的叙事，朴素到极致，是原生形态的现实感，但怎么提升的呢，是荒诞、象征，不给前景不给承诺啊，是这些东西垫起来的。在审美凝聚现实、提炼生活的能力上趋于大度和成熟了，以前人们曾议论怎么“第六代”老没见长大，题材狭窄并往往雷同，而这次的《卡拉是条狗》就在艺术的原创性上独具一格、绝不雷同，不妨说它标志着“路学长们”真的长大成人了，他们并以这一代人独有的人文亮色，为中国电影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行进贡献出了自己的光与热。(采写：本报记者谢晓、实习生伍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