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们会看到中国电影春暖花开。电影的新老将士们，纷纷掏出了袖里乾坤。张艺谋的另一部大制作武侠电影、陈凯歌未定名的四国大片、田壮壮的吴清源传记电影、侯咏的《茉莉花开》、陈逸飞的《理发师》、冯小刚的《手机》，甚至许鞍华也应了这个景儿，到内地筹拍电影版《玉观音》……而陆川、朱文、贾樟柯等电影界辈分年轻的导演，今年也都将拿出新作，与前辈们在这已经隐隐透出急管繁弦节奏的电影好年景当中，施展一回。因了这般电影气象的鼓舞，日前，记者约访了这群电影“后生”当中，经历与才情都颇为旁逸

斜出的贾樟柯。

　　我要拍北京春天的躁动与伤感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在忙什么？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拍完《小武》、《站台》、《任逍遥》三部长片以后，我突然想脱离开常规电影的制作方法，做一个实验作品。因为前三部片子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完整的叙事，是在常规电影的方向上制作，想实验一下。最近我在弄一个纪录片，有摇滚音乐和风光。主要在北京、内蒙古、云南、山西、四川、上海、南京取景，按春、夏、秋、冬四季来拍，冬天部分在山西拍，已经完成了。(为什么是摇滚乐和风光？)上世纪90年代初我特别沉迷摇滚乐，大约1995年开始基本不听了，可能那会儿二十五六岁，年纪大了，不太喜欢闹腾的东西。去年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找了一些摇滚乐的唱片来听，有一些乐手的音乐特别吸引我，让我特别激动，虽然这些摇滚乐在乐迷中间很有影响力，喜欢它的人都了解，但不喜欢的人完全没听说过，提起这些乐手、作品都不知道。其中有很多是优秀的，但大多数却是沉默的，不被公众所了解。我喜欢这些音乐，一直在想怎么把自己的创作与这些音乐结合起来，所以就想拍个纪录片，那时也正想拍个风光片，后来想“山水无言，音乐有声”嘛，就把两者拉在一起。我觉得会挺有意思，将来会做成什么样子我现在无法预测。

　　记：冬天在山西拍，也是在你老家汾阳那儿吗？

　　贾：不，是在临县，山西和陕西交界的一个地方。我喜欢那儿人的形象，有一种野气，非常幽默，那儿的人喜欢歌舞，我们正好在正月十五拍了很多他们那儿的歌舞。民间的歌舞跟摇滚乐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很有意思。另外，拍摄当中我们也在寻找很多声音的元素，比如大自然的、小孩放学唱歌的、甚至喘息的……种种声音，有点像采样，我们后期做一些编辑。

　　记：剩下春、夏、秋三个季节在哪里拍？

　　贾：春天在北京，夏天四川，秋天云南。(可是四川秋天很好啊。)是，但我想拍到那种很热的质感，我想提供的不是那种通常人们认为的美景，比如北京的秋天很美，但是北京的春天很躁动，又有一种生机在里面，挺伤感的。

　　记：这片子会很感性？

　　贾：我想表达一些抽象的感情。我以前拍电影都是拍特别具体的，比如说某一个具体的人的困境、压力和变化。现在做的这部片子希望抽象一些，但表达人的基本的情绪，对季节的、大自然的感恩、敬畏、感激、恐惧、希望等等。片中还会有民工、三环路、颐和园、故宫的镜头。我特别想拍三环路，有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天天亮的时候都在三环路上跑步。那个时候，感觉整个城市是空的，然后突然有辆车从后面驶过，你不知道车上的人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发生些什么，但你能感觉出来自民生的温暖和特别自然的气息。

　　我还会有几部影片讲80年代

　　记：听说你手头还完成了一个成长题材的剧本？

　　贾：对，写完很久了。没立即付诸拍摄，先拍完手头这部纪录片再说。

　　记：写的什么？

　　贾：大致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这几年县城的一些年轻人的生活。那个时候，很多人待在街上，知青插队回城没有工作，中学生毕业没有工作，学校秩序没有恢复。一些年轻人形成团伙，拜把子兄弟，出现暴力……当中主要写一个人，他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

　　记：很喜欢你的《站台》，但在看的时候有一种担心，很怕你把对电影的大部分激情都留给了80年代？

　　贾：我想不会吧，我创作的焦点和激动还是在当下的生活。目前为止我正式的作品有四部，《小武》、《站台》、《任逍遥》，还有一个纪录片《公共场所》，都是很当下的一个创作。但80年代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段和拍摄对象，是我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阶段，那个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重要的一个过程。我还会有几部电影是关于那个年代的。

　　记：再拍八十年代的片子，跟《站台》会有什么区别？

　　贾：比如现在写好的这个剧本，与《站台》比，更日常。《站台》是个群像(电影)，是那个时代环境下大的氛围与生命气息的再现，焦点在文化的变化上面。新的这部，焦点很集中，就是一个人的更原始的生命故事，有一个衰老的主题。从18岁到45岁，年龄对一个人的改变，不单是生理的改变。思路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以前我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邻居家有一个哥哥，打架很厉害，我就跟着他混。有一天一大早，他就起来劈柴、挑水，然后对家里说他要去当兵，后来参加自卫反击战，然后又完整地回来，参加报告团在中学演讲。我不知道劈柴的那个早上他在想什么，一个夜晚他就改变了他的生活。就是这个故事我要拍，很简单，但也不是那么简单。完了以后他就复员，成了一个非常合格、和善的公务员。他青春的影子你完全看不到。

　　记：你特别关注人的这样一种突然的变化？

　　贾：是，我觉得人的改变大部分都是偶然性的，并不是天塌下来了才会促成改变，这个当中有一些看不到的事情，如果电影拍出来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事情，应该挺有趣。

　　记：他最后的命运是什么？

　　贾：就是活着啊，很和善。但他只是我电影的一条副线，主线还是那个一直到中年还是在混的人。到他老了，当年和他一起混的流氓后来都变化了，还有的崛起了……

　　我有时很怀疑这样是否有价值

　　记：《站台》里面自信的魅力太强了。创作者对一种生活经历的自信，对表达的自信，对时间流动感把握的自信。

　　贾：这是一个创作者对创作这个事情的一个认识吧。我觉得一个作品可能提供幼稚的观点，但也应该用肯定、自信的方法讲出来。可能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层面和对世界的理解非常幼稚，但你要真诚地、肯定把它讲述出来。既然是个发言者，不怕自己的观点幼稚，麻烦的是对自己怀疑。

　　记：独立状态的创作，有时候有困难吧？

　　贾：对创作来说学会坚持自己的理想很难，有时我也会非常犹疑和脆弱。

　　记：什么时候？

　　贾：比如拍完一部片子，我就想是不是罢休了去写东西，我是挺有写作情结的。倒不是我更喜欢写作，是有时我会怀疑我现在这种不明朗状态下的工作是否有价值，可能我写一本小说更有价值吧。

　　现阶段我不适合去美国发展

　　记：听说好莱坞有一些制片商邀请你去拍片？

　　贾：对。但是我拒绝了，我觉得现阶段我不适合去。那里的制片体制对导演的限制很大，要进入适应美国市场的制片模式。我的理想不是拍那种全世界人都买票去看的电影，所以没必要那么快进入那种工业里面。

　　记：去年一年没拍片？

　　贾：我拍片有一个很强的阶段性。拍完三部长片后，2001年8月一直到今年1月前都没拍东西。这么长赋闲的时间对我很重要，没必要要太多的产量，要留给自己呼吸的时间，会会朋友，甚至在家里睡几天。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对，都是围绕着电影在忙碌，所以我情愿花时间长途旅行，回家乡看朋友，喝酒、聊天。如果电影变成惟一的，那么这个电影一定有问题，电影是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但不是惟一的内容。有的导演跟电影的关系不正常，每天都处在和电影的热恋中，没有距离，没有办法再吸收新的影像和丰富感受。

　　父亲一句话改变了我的生活

　　记：我对你的名字很好奇。“樟”是樟树，“柯”专门查过字典是“草木的茎”或“斧头的柄”之义。名字里那么多木头，有寓意吗？

　　贾：是“樟木的斧头柄”的意思。很多人以为我是福建人，因为福建盛产樟树嘛。我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比较浪漫和迂腐吧，爱咬字眼，翻书翻字典给我取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很好的木头做的斧头柄，算是有用之材，虽然作用不大，也挺关键的，斧子离了斧柄也没有办法体现价值。我觉得是一个很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吧，不要你太锋芒，又要求你有用，有作为。

　　记：《站台》里的父亲形象有你父亲的影子吗？

　　贾：没有，我父亲特别温和，朋友很多，人缘好。他的很多教育对我后来的成长很重要。以前我老打架，很暴力，有时候其实也是为了炫耀内心的东西。后来我父亲说了一句话我就再也不打架了，他说你知道吗，与人为善特别有力量，谁也不敢欺负，如果有人欺负这样的人，就是冒犯了一种道德。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对，一种以柔克刚的生命哲学，我从此不再进行那种外强中干的爆发。他说假如你面对10个人，不用靠发脾气来维护你的尊严，因为你特别急躁的时候就是你特别无能的时候。所以他的这些教导，对我后来当导演有特别大的帮助，让我更务实。总之现在我脾气也不是太好，但没有他的教导，我现在可能是一个特糟糕的人。为什么《站台》片头我要写上“献给父亲”，因为我以前特别叛逆，从小学三年级起父亲就不了解我了，我经历了什么，我对世界的看法，他都没有了解，所以我把作品献给他。

　　记：他现在对你的事业是什么看法？

　　贾：他很骄傲。春节我回家，在柜子里发现两大本剪报，全是他搜集到的关于我的报道。

　　第五代有时太过于迎合时代

　　记：说到“老”，想问问你怎样看待“中国电影第五代走向衰老，第六代及新生代电影人取而代之占据历史舞台”的一种外界观点？

　　贾：我不喜欢“取而代之”和“占据”这样的词，也不喜欢“新陈代谢”和“斗争”这样的局面，反感“一代人被打败了，另一代人崛起了”的无谓喧闹。正常的状态应该是和睦相处，就像生态一样，有老虎、兔子、山鸡，也有昆虫和飞鸟。那种斗争的哲学，你登场我退场，是国人传统中负面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大家开始扮演不同的角色，第五代导演开始非常关心在主流工业中他们的作用，比如说票房的作用，商业电影的作用，延续电影工业性的作用，年轻导演可能更注重创新，这是一个事实，但第五代导演他们做的事情也很重要。

　　记：从你们这拨人开始的很多电影人的作品，是不是作者电影？或换种说法，中国的作者电影，最多地保留和呈现在第六代乃至新生代导演当中？

　　贾：坚持表达自己对人对社会的观察及原创剧本，是现在年轻导演的主要特征吧。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总是思潮的产物。有些导演的创作，拼命地去适应和跟随这个时代，与流行的面目假凤虚凰。而有时候年轻导演的创作是反潮流的，是思潮面前的不合时宜。但这种不合时宜，不是特立独行、哗众取宠、恃才傲物及与谁对着干，而是对内心情感进行独立、独特地表达，回到最本质、最原始的创作冲动里去。这是一个创作态度的问题。

　　记：但现实是这样的创作与作品往往是孤独和受限的？

　　贾：是，但一个人能承受多少、坚持多少是创作者自己的事情。

　　记者手记

　　贾樟柯的工作室是两居室，半地下的，令人对生活中偏生巧合的事实生一丝暗笑。

　　贾樟柯最近在鼓捣这间不大的工作室，要破出一个空间来弄成个小影院，这样可以放电影，检审自己的片子，放大了看细节上是不是有问题，他说这是为了将来影片进入影院而做的细项准备之一。

　　那是一个谈兴很浓的下午，空气因为下雨前所未有的湿润。不管最终贾樟柯们的作品能否为大众所接受和喜爱，这一年我们对中国电影的期待，都不再是干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