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接近>>本报记者VS导演李欣
我一直都不认为这(新片《自娱自乐》)是个农村题材的片子,它只不过是事件的发生地而已。虽然我自己也没有在农村呆过,剧中描述的也是我理想中的农村:一幅灿烂的农民画!它的色彩是鲜艳的,没有主次之分。它不像其他的电影表现的农村,与贫穷、肮脏有关,是一个他们找乐子的过程。
出身导演世家,一部《花眼》让他在国内外声名鹊起,即将开拍的《自娱自乐》已经邀来尊龙、周迅当家,好莱坞大制作的《欲望边缘》也虚席以待。在大多数人眼里,李欣似乎走得很顺利,这个踌躇满志、个性张扬的年轻导演,在记者面前却表现得异常理智、镇静,甚至有一点点拘谨。
起初对话的气氛很紧张,李欣及肩的长发难得轻舞飞扬,可以出演偶像剧的面庞不苟言笑。“我是很紧张,他(摄影记者)的镜头一对着我就浑身不自在。面对你们当然不敢乱说话,其实私下里当然不是这样的,说我深沉肯定会别人笑掉大牙,有时我也会说脏话。”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采访的气氛立马有了180度的扭转。
《自娱自乐》是部充满了乐趣的片子,每个人光看了剧本就会笑痛肚子。可辛辛苦苦花了3年时间来筹备的李欣,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是个很悲观的人,所以他要不断用想象制造梦境,来完成生活中正常人不会做的事。他说自己“挺恶心”的,这几年会被一些很平常的片子打动,居然也能看得心里难受,堵得慌。
无趣的东西我不会做
记者:男主角最终选定尊龙,大家都很吃惊,毕竟让他演一个农村干部的角色反差很大?
李欣:尊龙是个好演员,但国内人对他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末代皇帝”上。他演的戏不多,身上有一种东西绷得很紧,就和这个农村干部很相似:在农村这样环境下,他书读得最多,出出大字报,相对其他人话也不多,但是他的鬼主意也最多。当然,拍起来也有很大的难处,毕竟他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我们也在考虑用各种方法让大家忘掉他的皇帝身份,让他实地去农村体验生活也都有可能。
记者:周迅是第六代导演比较偏爱的演员,这次也找她主演,出于什么考虑?
李欣:周迅我很早就认识,10年前,她还是小朋友的时候。这几年她演技进步很大,看上去似乎她的外形和习惯都比较适合都市里的东西,其实也适合另外一些东西。我们开始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她就觉得挺有意思,她就会觉得选择一个角色,首先就要有趣。这和我拍片一样,要有意思,无趣的东西我就不会做。
绘一幅灿烂的农民画
记者:把故事背景放在农村,你将怎么描述这个剧本中的农村?
李欣:我一直都不认为这是个农村题材的片子,它只不过是事件的发生地而已。虽然我自己也没有在农村呆过,剧中描述的也是我理想中的农村:一幅灿烂的农民画!它的色彩是鲜艳的,没有主次之分。它不像其他的电影表现的农村,与贫穷、肮脏有关,是一个他们找乐子的过程。
记者:一个你想象中的农村,凭什么才能打动别人?
李欣:能打动人的是在故事中更深的东西。这个本子是在探讨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谁在做并不重要。喜剧的东西是来自剧本本身,他们玩的不是锄头,而是一个能成影像的DV。他们拍武侠片,却不知道人可以飞是靠吊钢丝出来的,包括对人好坏的片断,都不同于常人。不同的人会从中得到不同的快乐,想得多一点,就会变复杂。
记者:你一直称《自娱自乐》是部癫狂片,这和冯小刚的贺岁幽默、周星弛的无厘头搞笑有什么不同?
李欣:喜剧的效果有很多种,不能为了喜而喜。这个故事本身已经提供了喜剧的可能性,我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把这种喜剧效果推向极至。其实喜剧是最难拍的,这一点我挺佩服冯小刚的,让中国大众笑了这么多年,挺不容易的。周星弛的东西是另外一种,靠个人魅力来表达。
去占领年轻人的领地
记者:《自娱自乐》的风格和《花眼》有很大不同,花了3年时间来准备,是不是对接下来怎么走很谨慎?
李欣:其实这个本子是在拍《花眼》时,就已经开始准备的。他们很不一样。就从剧本来说,它的剧作上很饱满,有完整的故事、丰满的人物。而《花眼》当时就很随性,纯粹是玩的性质,完全是我们几个人自己出资,没有票房、得奖的压力。《自娱自乐》拖这么久,是因为一直有分歧,这个报道当时出来,很多人都觉得它不能做电影,只能拍纪录片。如果是拍纪录片,那就得跟着他们走,还有些很复杂的原因,会让我们挖掘不到真实的东西。后来,我就准备来编一个故事,素材很多,但从那一点入手也成了问题。就像一个刚学会开车的人,总是磨合一段时间。
记者:很多人把你归到第六代导演的行列,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李欣:这都是要别人来归纳的,自己不好说什么。当然越年轻越好,总觉得自己可以有时间来做更多事情。我处的年代很特殊,经历了用铅笔书信传情的时代,也能在网络里活得很自在,能一边朗诵古诗一边打游戏。所以,谈传统,我不排斥;聊新新人类的东西,我也能接受。两头都知道,有这种文化差异,觉得自己很幸运,但很可能两头都要挨骂。(你的作品呢?)不过作品当然不宜过多回味丢失的传统,但要有痕迹,还是要尽快占领年轻孩子们的领地。本报专稿/记者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