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青春的共通处

　　记者：您似乎对青春题材特别感兴趣？

　　王：其实我也会对成年人的情感、生活状态感兴趣，但是青年阶段的状态比较容易激荡人，比较感性、生动。许多有意思的故事、经历都来自这个时期。

　　记者：许多导演拍青春片都会选择自己那个年代的故事，而你为什么会选择上世纪80年代出生人的青春？

　　王：因为实际上我们真正到青春期也快进入80年代了。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角色其实是偏大的。但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对那个时间段的成长经历的共同感受。

　　因为无论环境怎么变，每一批人都会经历这个生命过程：发育成长、恋爱时被电到的感觉都是一样。

　　记者：你与80年代出生的演员在交流上有没有障碍？

　　王：我自认为没什么障碍，因为障碍来自于你要什么东西，如果你要完全去拷贝他们的生活细节和模式，可能会有些障碍。但我的电影避开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比如电脑、网恋。我想，我能跟他们沟通是因为我也有过这个年龄，他们在这个年龄上遇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假使我现在年龄再大上去，相信跟更小的孩子也能沟通———只要大家都从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是个中庸的人

　　记者：你在读书时，是多门功课的课代表，标准的好学生，但你的片子中总透露一种残酷的诗意。

　　王：我其实是很愿意遵循社会的法则，做到大家都满意。但是在学校时期或者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也许是一种年轻人总有的反叛吧，要把它直接表达出来。另外，我骨子里是比较要自由的，有一种对残酷或者生命另外一面的欣赏，对一些东西处于不合理的状态时会觉得适应不了。

　　记者：如果让你给青春选个关键词的话，你会选残酷、躁动、彷徨、美丽还是其他？

　　王：中庸一点吧，我觉得彷徨更为准确，涵盖面大一些。残酷和美丽都是对特殊命运的人而言的。躁动和彷徨比较接近。彷徨是任何一个人都能遇到的，因为如果生活在非常甜美的时候，也会彷徨，这是一种生命过程。

　　记者：你提到了中庸，我发现你在谈到许多问题时都会采用平衡和中庸的说法。

　　王：其实我在为人处事的许多做法上已经很极端了，但是在想法上我是中庸的，这基于在我的观念里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是两面的。

　　所以我很少会意气用事地站到某一面去，我电影的结局也恰恰是开放的。

　　小时侯是孩子王

　　记者：你那部著名影片里比较让人震撼的一幕是拍板砖打人，很真实，小时侯有过打人的经历吗？

　　王：很小时候有过，但不是无厘头地打群架，我那时是小孩头，但从来不会招呼和我玩的那帮小朋友去打另外一帮人，我所经历的都是单对单的，都是别人来找我麻烦。我小时侯打架很厉害，一下就能放倒一个，因为我显得比同龄人高和壮。其实大部分小孩在成长时都有柔弱的一面，都有受到强权压制后，无法反抗或者不敢去反抗的一面。包括现在也是，遇到一些人很讨厌，很不讲道理，但这个社会又不允许随便发泄，那时就会生出仇恨甚至生出幻想。我想这是每个人心底的冲动。

　　记者：片中李滨和高圆圆的感情很美，但最后高圆圆选择了更强悍的人，有些功利与虚荣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处理？

　　王：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样的认同，初恋很容易失败，初恋的对像能一直延续到结婚、生子、白头偕老好像很难。因为初恋时没有能力和方式去掌握爱情，当外围有更成熟、更有吸引力的人，一定会对恋爱的两个人产生威胁。我个人经历也是这样，最后因为无法掌控自己的女朋友，眼看她跑掉。我女朋友比我大，也比我早毕业，早工作，每一步都比我早，接触的社会、接触的人也比我早，我作为一个学生也像李滨在电影里无所适从的，不懂得怎样去处理，她很容易就跑了，这也是青春残酷的一面。

　　我们完成了使命

　　记者：新生代导演很喜欢玩技巧，可是你的片子却注重故事的流畅性。听说你在电影学院时拍过些很讲形式的短片，这种转变是水到渠成的吗？

　　王：学习的时候，我们曾经沉迷在技巧里。到真正开始做的时候，一些人还继续探讨技巧，可我觉得，中国电影在拍电影的着眼点、出发点上出问题了。技巧再怎么样，出发点和着眼点出了问题，也出不来好东西。为什么我一开始敢用极低的成本来拍电影，因为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技术不会很完善，不能够按照我对技术的要求去完成，但我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告诉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拍电影。走出这一步之后，等到自己的思想和外部条件都成熟了，再去考虑外在的东西。其实在技术上要找一条真正的突破口，是非常难的，电影发明以来，该用的技术手段都用过了。

　　记者：对别人称呼你们这批导演为“第六代”有反感吗？

　　王：我一开始也是反对这个说法，但从媒体等许多方面来考虑，这种统一的叫法比较适合中国特色。中国人比较崇尚集体的力量，所以一开始用这种集体的出击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但已经过了十几年了，我觉得“第六代”这个称法结束了它的使命，应该真正地抬起头来做回自己。再以后出现的导演肯定是以个人的魅力凸现自己的才华后被大家认可的。

　　用镇静面对困境

　　记者：从和你谈话中能感受到你的镇静，最早在福建厂你就在墙上写下了“镇静”二字，对吗？

　　王：我刚刚说，对事物没有绝对的好坏判断，就算在那时候，我也没有做出极端的作为，只是保持镇静，不乱、不偏，虽然内心很绝望。

　　记者：绝望与没机会拍片有关？

　　王：一方面没片子，福建厂当时只有两个指标，很难冒险让刚毕业的学生拍，而且当时也没有外面企业投资。另一方面，如果这事情发生在北京就很容易度过，可是发生在福建。我毕业那年用人单位很少，我有一同学的父亲在福建厂当厂长，极力要我去，而且说可以有片子拍，但去了之后，他不当厂长了。我等于是把全部家当都押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特别恐惧。其实我后来的行为都和那段经历有关，包括现在我都是在自救，你掉到陷阱里了，你要跳出来，可是没人来拉你。

　　记者：现在还觉得在陷阱里吗？

　　王：是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圈，它不是陷阱更像一个牧场，它是有边界的，这地方已经够自己驰骋了，已经把原来可能的陷阱转化成一个好事。陷阱里也不一定有多坏，焉知祸福啊。

　　记者：您曾经把独立电影和主流电影比喻成小溪和大江，有不少小溪已经汇入大江了，您还在自由流淌着，您还认为现在的努力是为以后填坑埋石吗？

　　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在批评独立电影，认为独立电影破坏了规则，只为自己，不顾大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意识到独立电影的价值。

　　这些独立电影人牺牲了自己在大江里畅游的痛快劲，默默地甘当小溪在边上流着，其实是刺激了电影的进步。一开始可能它的出现会引起震动，引起反弹，渐渐做的人越来越多了，就会督促主流渠道认真地研究和看待这一现象，然后慢慢让他们更多思考改革的迫切性。到有一天开放到不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只存在大的垄断操作和小的独立电影的方式之后，许多人会忘了独立电影人做过些什么，可能他们会说你看这些人多傻啊，现在不都好了吗？但不要忘了没有这些人做，这样的景象会晚来很多年。作者：晨报、实习记者黄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