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似乎很迷恋三段体讲故事？

　　李欣：我喜欢那种破碎的东西。我一直不认为一部成功的作品是靠离奇的故事取胜的，而是在于你怎么讲故事，这其实包含了你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三段体也是讲故事的方法，这种方法肯定有它的出处，或者说产生的背景和动机。比如在《花眼》里，我关心的并不是完整的爱情故事，而是爱情的状态。在《谈情说爱》里也是关注一种情绪。

　　记者：看你片子很容易让人想起《低俗小说》、《暴雨将至》这些片子，甚至还有人把你比成内地的王家卫，我不知道这些片子和导演是否对你影响很深？

　　李欣：其实电影诞生那么多年，该用的技法那些大师都用过了，关键不在你是否用他们的方式，而是你个人对这种方式的理解程度。你觉得这种方式能很好地表达你的情感，你就用它们，其实这种方式也不见得是他发明的。甚至同样的题材到了不同的导演手中会呈现不同的效果，因为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私货”，你的“私货”可能使影片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记者：你怎么看待形式和故事本身以及主题的关系？

　　李欣：我也一直在寻找好的故事，但拍那些片子时没有找到更好的故事，我就认为可以抛开故事去发展自己的空间。形式肯定就是内容。其实我们在做这种形式的时候，也不是想着要革新，要改变什么，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手段，首先我想那么说，我觉得那么说比较过瘾就做了。

　　记者：在拍摄剧情长片之前你有过长期的广告拍摄经验，这种经验对你从事电影创作的影响有多大？

　　李欣：拍广告、MTV与电影完全是两个领域，我觉得这种训练不宜太多，因为广告是非常浓重的商业操作，你是被客户审查，他们完全从市场营销的角度考虑，可能认为30秒里要增加很多信息，这会损害创意本身。如果长期把精力放在广告制作上，你就只会把兴趣点放在单个镜头的训练上，电影往往不需要这些，它讲究的是节奏，这种节奏不是30秒，而是90分钟或者更长。广告的好处只是让你一直保持兴奋的状态。

　　喜欢表面灿烂的事物

　　记者：你是一个比较注重与观众交流的导演，但我在看《花眼》时，影院里的大部分观众都抱怨看不懂，你觉得自己的影片是拍给谁看的？

　　李欣：你很难满足所有人的胃口和欲望，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看故事，看很有趣的场面，对所谓能看到另一面的人，则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满足。其实，拍《花眼》之前，我就想拍《自娱自乐》，但在创作上遇到了非常郁闷的时期，于是就想拍一个很随心所欲的东西，当时想投资很少——就是只要它正常放映，肯定能收回成本，这种少会带来一种自由，不用考虑任何因素。我们也没有剧本，完全是到现场拍了再说。这种创作过程非常刺激、过瘾，但冒险也很大，所以它的观众有针对性，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过瘾，但也有人看不懂。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这种尝试对我是很宝贵的东西。

　　记者：从《谈情说爱》到《花眼》，你似乎一直在关注爱情题材，为什么？

　　李欣：不为什么。只是比较熟悉这类生活。因为我们这批人相对都比较顺，中学、大学，然后工作，你可能每天碰到的困惑就是由情感而产生的问题，所以会对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多。

　　记者：与第六代的其他导演相比，包括与你同班的管虎等人，你影片的调子相对明快很多，也很少有禁忌或者边缘人的题材，这是否与你的喜好与个人经历有关？

　　李欣：肯定有关，因为我知道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不满足，谁都会悲哀、失落。关键是碰到这种情况时，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比方门口发生一起车祸，一个人死了，但不见得的是一个悲剧，也可能是一个喜剧。我个人总是喜欢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灿烂的事，这个灿烂的背后有希望，虽然这个希望可能是存在于幻想之中的。

　　我应该更聪明

　　记者：你毕业后没有进正规的电影厂，而是走独立制片的道路，但你又不像其他独立电影人那样追求极端的个人化表达，最后都进入商业院线放映，无形中是放弃了自由。

　　李欣：拍电影拍完之后是搁在家里自己看还是找几个朋友来看？你当然希望放在大银幕上，然后在不同场合有许多人来看，或者骂它，或者接受它，我觉得这是做电影最基本的信条。虽然你会受到许多限制，会被审查，这也很正常，每个国家都会碰到这些问题。

　　记者：有没有因受限制而痛苦？

　　李欣：我的两部片子很幸运，没有碰到这些问题，因为在创作时我已经考虑到这些因素，比如不表达性，爱情的力度就会下降很多。再比如爱情有很多种，但如果你来一个年龄差异很大的爱情，或者性取向不太正常的爱情都会在审查上碰到问题。

　　记者：从这个角度上说，你是个很聪明的电影人？

　　李欣：我觉得我应该更聪明，电影人应该努力去适应这个环境，不是让环境来适应你，当然有些大师级人物可以做得更大胆一点，因为他有这个资本。